检察权无疑属于法律适用范畴，这一定位也应当没有争议。在适用法律这个基础上，分析检察权应当承载的国家职能，分析检察权在适用法律中的作用和目的，分析检察权与其他法律适用权的区别与联系，就可以进一步明确检察权在适用法律中的具体定位，进而对相关国家权力进行剥离、分解和组合。
五、“三权分立”和“法律监督”误区
“三权分立”将司法与行政相互对立，在概念分类上实际上明示了司法就是裁判。法学研究中，凡是论及司法这一概念或权力配置问题，“三权分立”说司法等于裁判或审判便有形无形地表现出来，于是便产生了司法权对检察权的排斥，目前引起检察权定位质疑的理论根源即在于此。因此，有必要检讨检察权与司法权概念上的联系与区别，理顺司法、审判、检察、行政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我们发现，司法这个被使用了数百年的概念，自从离开洛克的解释后，在法学研究中其内涵经常闪烁不定、不被准确使用。如果不考虑概念的科学性，把习惯用语、习惯称谓也纳入视线，司法这一概念有大中小三个不同外延的定义。一个是指适用法律即洛克的解释，第二个是指诉讼中适用法律，第三个是指审判中适用法律。在这三个概念中，“适用法律”是司法的本意，是法学研究中没有歧义的理解，第二和第三概念则不被学界共同接受。对司法的几个不同概念尤其是司法的本意，在权力配置的理论分析中应当明白无误，准确运用。但是，不论“三权分立”说，还是我国学界将检察权作司法定位或行政定位的观点，都在理论过程中草率地忽略了司法概念的本意，即忽视了法治过程中适用法律这一必要层次，使审判、行政以及检察在理论上失去了逻辑归宿。讨论中，正反双方都以“三权”作为权力配置模式的永恒坐标，顽强地按各自的理解把国家权力分别塞入立法、行政和“司法”之中，有人认定司法只含裁判，有人则要纳入检察和侦查，各执一辞在不同的前提下讨论检察权定位，将检察权归入司法受到司法即裁判说的强烈排斥，将检察权纳入行政系列又与现实的权力配置及其发展趋势发生矛盾，因而关于权力配置的理论研究少有进展，其实已经陷入泥潭。因此，在权力配置和定位研究中不宜采用第二、第三两个不被学界一致认同的概念，应当在司法的本来定义下分析问题。如果极不严谨地把习惯上的称谓当成理论上的科学概念使用，便会失去讨论问题的前提，除了造成混乱，什么也说不清楚。只有当司法作为法学理论的科学概念被明确或申明之后，三权四权五权等等在观念上不再交叉紊乱的时候，才能对适用法律的不同机构和国家权力的地位、作用和性质做出明晰的分析认定。
什么是“司”和“法”，语词上的定义十分明确，司就是操作、就是使用，用到法律上，适用法律就是司法，适用法律的机关就是司法机关。不能因为适用的法律不同，适用法律的领域不同、阶段不同、手段不同或者结果不同，认定某些是适用法律，某些不是适用法律。因此，司法是一个种概念，不仅审判是它的属概念、检察是它的属概念、行政同样是它的属概念，不能张冠李戴混淆偷换。口头上，人们可以随意使用司法的不同含义，但在对检察、审判和行政在权力配置模式中的定位分析中，不能无视适用法律这个兼容三者的平台，即必须正视司法的原本定义。如果将审判、检察和行政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司法，其他二者在适用法律的系列里就无处容身；如果将其中任何一个排除于司法，法律适用系统便失去了应有的完整。从司法的原本定义出发，“三权分立”将司法与行政对立有违法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如果要对它进行修缮，“三权”应当是立法、行政和审判。“三权分立”作为政治术语或政体模式的一种，它的内涵是明确的，但由于上面指出的逻辑缺陷，“三权分立”不能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理论根据，对“三权分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理解，更不能成为实际配置权力的指导原则，如若不然，不论将检察权划归行政还是划归“司法”，都只能产生出西方政体的旧货。其实问题很简单，只要回到适用法律这个概念，即回到法治过程的客观现实，承认检察权、审判权和行政权赖以存在的共同基础，诸如检察权是不是行政权、检察权是不是“司法权”的无意义争论便应当打住，转而探讨它们是否具有分立的条件和如何分立。至于分立后权力如何称呼、数量多少并不重要，检察权附着于一个统一机构还是分门类设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更高地发挥权力运行效率，能否更有利于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
关于检察权的定性和外延，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所谓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苏联模式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它的踪迹，法律监督内含的动因具有集权政治特征。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关的法律文件要求检察机关对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更多地表现了治国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法治现实存在较大差距。首先，从权力配置对资源的需求来看，即便不对所有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仅对现已划定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法律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都将形成一个社会资源难以支撑的庞大系统；第二，如果按照法律监督的构想设立检察权，其活动同样需要法律监督，就会形成法律监督后面还需要法律监督的无穷推理，无法实践；第三，如果按照法律监督的构想设立检察权，此项权力必须高于其他所有法律适用权，这个监督权会强大到难以制约的地步，与设立监督权的初衷背道而驰；第四，从法治社会的要求看，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最终要落实到社会，法律监督权也需要社会监督，如果社会监督能够对法律监督权实现，在其他适用法律领域也能实现，专门法律监督存在的必要性就有疑问；最后，监督的本意是察看和督促，是以上对下的权力运行方式，在以审判为核心和终点的现代诉讼制度中，不允许任何诉讼参与者的法律地位高于审判。提出和实行“法律监督”固然具有良好的治国初衷，希望各类社会行为都在专门机关的监督之下，以避免和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但是，在商品经济和民主制度日益发达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全面监督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逐渐丧失。实际上，貌似强大的法律监督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全面实现，反而使检察权失去职能核心，影响其效力发挥，同时，为权力可能出现的非良性自我扩张提供依据，不利于法治系统的进步完善。其实，在制定
刑法、
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彭真委员长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对关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了刑事犯罪方面的限制，立法的原意已经表示检察权的指向就是刑事犯罪追诉，作“法律监督”的定义或修饰，画蛇添足造成对检察权性质误解以至定位困难。在权力配置模式中，国家追诉权如果得到充分完善，在权力制衡中高效率地发挥作用，对各类犯罪和严重违法行为实施严密追诉，目的就已经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