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五、权力监督与统治兴衰
　　统治的核心是对公共权力的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是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必需，社会发展进步依赖公共权力的运作，社会停滞落后也往往因为公共权力运作，因此，如何通过强化监督保证公共权力的运作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是国家统治中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权力监督循环链
　　在西部的一个落后省份，公路艰难情况全国闻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超重车辆所致，在那里，除了专项治理期间，每天都有压迫路面颤颤发抖的超重车碾过。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这事由谁管，该管不管的又由谁管。首先，路政执法人员负有直接责任，其后，路政局长负有监督执法人员的责任，再其后，市长或县长负有监督局长的责任，又后，市县人民代表大会有监督市长县长的责任，再又后，则有人民群众监督代表或委员的责任，这就形成了权力监督循环链，任何不履行监督责任的行为发生都会使监督链断裂，但只要人民群众实行监督的原动力有效发挥作用，整个监督链就能够不停运转。我们的问题刚好出在监督的原动力不能发挥作用，使整个监督系统处于驱动不足的状态，行政责任心强的位置有监督，反之监督就停顿瘫痪。这是权力监督链小循环的情况，再从市长县长上溯，还有权力监督的中循环、大循环，存在的问题也完全类似。如果不有效引入监督的原动力，建立各个层次的监督循环体系，仅仅依靠从中央到地方的单向监督，如此一个大国，权力监督随时随地都可能断档失效。在权力监督循环体系失效的情况下，有再多的专门监督机关也事倍功半，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2.不受监督的权力
　　权力监督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能设立没有法律监督的国家权力。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了我国政治体制中党的机构和领导地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行使着国家管理中最有效的实权，但是，法律上没有党的国家机构地位和权力运行空间，因而没有形成法律上的权力监督制约关系以及组织系统间的监督制约关系，这种不受法律监督的权力在一些地方对全局产生了负面影响。根据中国国情和历史原因，不要党的领导一定会引出危机和混乱，这已被八十年代的实践所证实，因此，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为此，应当考虑如何将党的机构和活动纳入法律秩序，以中国的方式渐进而积极地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受任何权威政体理论的匡定，不受任何国外政体模式的限制。
　　3.实现民主监督
　　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彻底摈弃特权思想、自我完善的封闭意识和对人民民主权利的轻视，摆正主仆关系，采取吏治国家化等步骤，逐步实现“还政于民”；第二，要为人民群众的介入开辟切实可行的途径，除了大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外，应当形成制约公共权力行使的社会实体，组织和规范多元的思想群体或利益群体的存在和介入，以实现有形和有力的民主监督；第三，要改革现存的新闻体制，让新闻媒体更多地反映和提供社会各方面信息，充分发挥“群众喉舌”（朱熔基为央视“焦点访谈”组题词）作用，实现人民群众对政务行为的知情权、增加统治者对民意的了解，上下通联构建更高层次的“鱼水关系”。总的说来，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这种监督不能在秩序中实现，就一定会通过无秩序方式进行，酿成政治风波社会动乱。在我国，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一样，都不能一蹴而就，但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民主监督，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本分之举、必由之路。
　　4.统治的本质与兴衰
　　我们曾经把对国家的统治理解为阶级统治，但经过国内外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检验，逐渐得出与实际不尽吻合的结论。首先，从实践的角度考察，将阶级矛盾视为水火不容的政治斗争，以“一个阶级的胜利”和“一个阶级的消灭”为革命的目标，数十年的革命运动之后发现这种情况非但不能出现，还要以国家手段营造“多种经济并存”的局面，还要鼓励和欢迎外资内资私有制的进入和回归，当“公有制为主体”的体制限制经济发展的时候，也不排除向“国家保持对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控制”的退却，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这些现象和过程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阶级没有作为政治集团登上历史舞台。所谓阶级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指经济制度中的物质生活条件，将阶级指为政治集团发生了概念错位；同样的阶级地位就同属一个政治集团，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命题。结成政治集团，最重要的是必须以共同的理想、信念、追求为联系纽带，而精神理念的形成不仅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更多要取决于精神生活环境的制约。同为无产者，有人满足于打工挣钱，有人立志要做老板，有人则要闹革命剥夺有产者，实践已经回答了怎样的选择符合实际符合人类道德标准符合社会发展要求。政治集团结成并取得国家政权，就成为国家执政集团，统治的本质是执政集团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和支配。由于历史条件和公民素质的局限，不可能实现全社会对政治生活的高层介入，保证执政集团对人民利益、对先进生产力、对先进文化的代表就成为执政治国的至关紧要。
　　翻开政治史籍，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统治者很多以天以神以主的名义对社会实施统治，原因很简单：为皇帝或政治集团等少数人对社会对大众的统治找个借口。当叫天天不灵的时候，中国皇帝最先发现人民，于是，以民为本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被早早地提出。从理论上讲，政治统治只要始终从人民利益和愿望出发，一定能够长盛不衰千秋万代，但事实上有多少次夺取政权就有多少次无言的结局。总结这事的历史经验，症结在于政治统治能不能、怎样保证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历史的教训出在三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政治统治的坐庄意识，一代又一代一朝又一朝地锤炼出掌权就拥有一切、掌权就应当千秋万代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纵容统治者恣意妄为，另一方面鼓励政治对立面不惜一切手段推翻统治取而代之，使统治经常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正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二是在统治者与人民利益和愿望之间，始终保持着的仅仅是思想意识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十分脆弱和不稳定，认识上的偏差往往因为太简单的原因发生，例如对剥削制度的疾恶如仇例如庄重肃穆的垂帘听政例如南国骄阳下的一束荔枝，都可能影响国策政治。民心得失维系于一念之间，国家社稷怎不危如累卵？但是，历史上统治者又执意不在自己与人民利益愿望之间，架设制度化的桥梁建立刚性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必然要追问和设立政权存废的假设和条件、双方的权利义务，统治者从来不愿意谈到自己的权限和下台；三是腐败的不可避免。腐败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统治层的腐败，一般而言，身居统治地位的人都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并拥有强大的社会支配权，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必陷入腐败。另一个是国家管理层，这里是腐败发生的广袤土壤。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不能够亲自职掌上上下下的公共权力，必须通过无数的政府官员贯彻其意志，这一部分人掌握权力但又没有进入政治决策圈，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使许多人提不起对政权兴亡的兴趣和责任，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权力寻租，赖昌星案钱弹色弹弹弹命中把他们打出来做了验证。反腐败的必由之路是加强监督，历朝历代也都建立了严密的职官监察制度，但都失败于不授权柄于人民，始终不愿意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活的逐步介入，他们坚持己任天下为民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