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仍然面临两大困绕生存发展的难题,一个是为生存所需自然资源的有限,特别是环境资源的有限不允许无限制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有人测算,如果将来世界上一百亿人都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地球资源将不能支持;另一个是人类自形成社会以来,带来苦难最多的、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相互冲突,这种冲突有时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为了人类拥有享用不尽的物质资源,为了人类不在自我冲突中毁灭,唯一的出路在于达成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的和谐。而要达成和谐,单纯发展经济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实为不逮。事实上,自西方工业化开始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资源的过度摄取和生态的破坏日益严重,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文明的成就并没有减少社会冲突,精神领域的邪恶积淀非但没有得到清理反而更加浓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物欲是人类本能所指,创造和丰富物质财富几乎可以得到全社会的响应,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类精神的进化,则需要克服来自原始兽性和精神异化的阻抗;二是一些政治人物和政治集团为了争权夺利,在社会物欲中周旋投机,无意全面推进社会进步,为物欲的无度膨胀开辟路径推波助澜。世界性的悲剧还在于,西方哲学中的功利主义、他们宗教里征服自然的思想、以及世俗的惟利是图已经将世界带入对物欲的疯狂追逐和竞争,成为难以阻止的发展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在竞争中站起来就会倒下去。即便以礼义文明著称的中国,也不能自己地加入其中,发展经济已经成为主旋律,也同时出现了一些不尽和谐的现象:追求财富成为主流的价值导向、经济秩序无序紊乱、资源与环境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低素质官吏大行权力寻租、精神产品被视为商品制造和兜售产出不少垃圾文化。一些领袖人物曾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提出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由于得不到哲学思想上的支撑和遭遇被极度鼓动起来的物欲抵抗,不能及时转化为有力的国家行为,更应该硬的一手始终硬不起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人类越来越感觉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危机,感觉到不断的社会冲突带来的危机,能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精神进化,正在成为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关键。
如果将发展理解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发展的确是硬道理,然而,超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争夺,和谐才是更加恒久的真理。中国古代道儒墨法诸子百家对治世学说、社会现象有过激烈争论,惟独对天道对自然的尊重没有异议;道教祖师李聃提出小国寡民、限制生产、无为顺应的思想,表达了对自然规律朴素的服从;儒家的积极修为,也要求顺天而治,后来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更让人惊叹的是,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上古时候,舜就设立了负责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虞”官。重义轻利,前些年经常被指责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但在商品交换引导人际关系越来越非人性化,人类精神的许多方面在物欲横流中日趋堕落的时候,它所表达的和谐人际关系要求和曾经营造出的社会风气让人回味深长,毕竟是更高层次上的文明建设和社会形态。这些思想理论,在以利益得失为主流价值取向的西方很难见到系统论述,更没有社会实践形成气候,会在将来的社会发展中体现出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价值,我们应当珍惜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一百多年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进步先驱和我们的理想。但是,复兴有两种,一种是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跟上或赶上发达国家,以解决十多亿人口的温饱和生活现代化作为对世界的贡献;另一种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在后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为全人类的前途提供精神指导和榜样,做出人类精神进化发展过程中的伟大贡献。前一种复兴是竞争的必需,但也是“中国威胁论”的现实原因,世界不愿意看到一个虎视眈眈、与国际社会争夺资源的强大中国;后一种复兴一定会赢得全世界的理解和支持,世界希望有一个强大而文明,能够为人类前途开辟道路的中国,这种复兴是具有悠久文化的中国的历史责任所在,为任何经济发达所不能取代,应当充分昭示积极推进。为了实现第二种复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放松,相关国家职能应当得到强化,凡属涉及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产业、事业,都应当实现有效的国家控制或国家干预;在法律规则和其他社会规则中,应当溶入更多具有精神文明导向的内容;一切社会活动,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为终极标准,对有损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即便有局部或一时的物质利益收获,也应当杜绝,全面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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