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合同欺诈行为的规制源于契约制度，目的是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早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商法中对商人就“规定了应承担的有关义务，如制作并保存帐簿，不得欺诈”（4） ；中世纪，法国教会法基于道德上的考虑，担心缺乏特定形式的许诺会使当事人成为轻率或欺诈行为的牺牲品，从而坚定不移地贯彻形式主义传统，要求合同须具备特定的形式（5） ，公元十世纪至十五世纪西欧城市法“严格禁止会员在工商业活动中的欺诈行为”（6）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为了保护契约自由，法律对合同欺诈行为的规制越来越严格。1871年《德国刑法典》“对欺诈及背信、伪造文书、诈欺破产等罪作了详细的规定”（7），1908年日本《新
刑法》第36章把欺诈与侵犯居住罪、侵占罪、恐吓罪共同纳入
刑法调整（8） 。
二、合同欺诈行为的特点
合同欺诈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它的构成要件有五点：①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这种故意反映在行为人要约或承诺过程中。要约邀请中的故意，不属于合同欺诈行为。②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即要约或承诺表示的意思是虚假的信息，且在合同履行中未就虚假信息予以更正。③相对人因受欺诈而对要约或承诺的条件产生错误的认识。④相对人在因受欺诈而对要约或承诺的条件产生错误认识的基础上与行为人订立、履行合同。⑤行为人因欺诈成就合同获取了非法的、不正当的或若不实施欺诈不可实现的利益。
狡猾奸诈的骗人本质，使合同欺诈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一）隐蔽性。合同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相对于如标的、价格、标准、功能、合同主体等合同的主要信息，行为人是清楚的，在明；合同相对人则是不清楚的，在暗。真实信息的隐蔽性，造成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欺诈行为人处于优势、强势，合同相对人处于劣势、弱势，直到欺诈行为败露。这种对信息掌握的不平等导致的地位不平等，并不是因为相对人认识能力的局限，而是因为行为人的扼意而为。
（二）干忧性。合同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把要约或承诺的错误条件反映到相对人大脑中，使相对人在规避合同风险和实现预期利益的决策中作出与自己本来意愿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决策——错误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的“意思自治”由于行为人的干扰而成为“意思他治”。
（三）破坏性。①破坏了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平等，由于其隐蔽性，使合同欺诈行为人处于优势、强势，使相对人处于劣势、弱势。②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任何当事人从事交易活动，都要遵循等价交易法则，不得尔虞我诈，强取豪夺”（9） ；③破坏了交易的自愿性。“通过欺诈等方式使对方作出与其真实意思不相符合的意思表示”（10）；④破坏了社会信用。欺诈行为败露后，人们对“真正交易的精神事件”将时时处于怀疑、恐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