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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监察机关办案方式的角度
由于不具有充分的独立行使监督权的地位，监察机关往往采取了曲中求直的办案方式，试以监察部门引以为学习楷模的一篇报道为例：
“我们感到‘办案难’中最棘手的问题，往往不是来自案子本身，而是与案件相关的各种掣肘因素。因此，我们采取既坚定又慎重的方针……一是在查核过程中，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和查证的主要违纪事实向党委、政府和人大等领导汇报，并随时向纪检、检查等部门通报，以取得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二是召开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协调关系，统一意见。三是加强案件报告制度。
……注意维护有关部门的威信……在查处案件中……对其中职务较低的违纪者，监察部门一般不直接下达处分决定，而通常是先与该部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提出监察建议，由其自行处理。……..在对职务较高的违纪人员直接行使处分权时，也都坚持做到事先征求同级党委和政府的意见。” 4
从中可以看到，在监察的整个过程中，充满了汇报与协商。原本，在查核过程中，依《监察法》第30条、31条的规定，监察机关有权经初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只是对于重要、复杂的案件，方需要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那又为何必须取得“党政领导”的“支持与配合”？依《中国共产党纪律检察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94年3月25日印发），第二章的规定：
“纪检机关受理反映党员或党组织的违纪问题后，应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初步核实……初步核实的任务是，了解所反映的问题是否存在，为立案与否提供依据。”所以，究竟是否立案的决定权实际不在监察机关。
其次，依《监察法》第43条的规定，监察机关的横向结构中，所存在的唯一关系是与有关单位或机关、包括司法机关之间的“案件移交”关系。这种移交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监察机关在办理监察事项中，发现所调查的事项不属于监察机关的职责范围内的，应当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处理；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二是“接受移送的单位或者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监察机关”。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横向联系。那又为何需要“协调、统一”？如此办案，监察工作的效率亦可见一般了。
再次，从监察机关行使处分权来看，正如北京市原监察局局长吕玉东所说：“行政监察工作中的处分权必须建立在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前提下。”5 所以，行政监察机关对处分所作的决定，是在与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协商，取得共同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不能擅自作出决定。
（三）小结：
法律上独立地位的缺乏使得监察制度在实际远行中，亦步步掣肘，时有无可奈何之感。此种状况使得大多监察机构工作效率低下。那么，又何以会从制度到运行皆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呢？
二 我国行政监察缺乏独立性的制度意识根源
（一）：对官员良好道德的信赖
我们的制度习惯构建于对官员良好道德的信赖之上，从而忽视制度之间的呼应与补充；似乎是着眼于治本，却往往标本皆不得治。
1、 从传统的官吏管理文化来分析
从传统的官吏管理文化来看，古代的制度观总体上属于“人治”范畴，它是以人的自
觉意识和可教化性为前提的。正如《礼记 ·礼运》中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这里，“贤”是位于“能”之先的，强调行政官员的一种道德品质。而且，《礼记·乐记》中亦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于此，隐含的的前提是，人道本正， 故可经由教化而返，因此，淳淳教导胜过惩罚牵制；而官员即为民众之贤与能者，更是具有天下为公的品行、修养，可为世人之表率。中国古代官员集儒者、德人于一身，峨冠博带之间，求有圣贤之风。故历代良吏名声赫赫，累世教颂，以使后人仿效，完成此种道德的延续。但即便如此，实情亦难如人意。恰如包拯在《择官》一文中所称道：“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脏污摘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仅于此一番话，亦可推知此种官吏文化在“天下为私”之情境下殊不可行；即便“廉者”光辉如日月灼灼，终抵不过私利之在眼前。官员品格既不可信赖，则监察制度之勃兴于礼乐崩析之后即可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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