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的世俗化和政权的宗教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共谋”。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性的权威阶层，诸如师公、佛爷、牧师等，往往与当地的头人、族长、巫师千丝万缕或合二为一，形成了既有世俗权力、又有神权的权威阶层，他们集“立法、执法、司法”大权于一身。同时，外来宗教的教义、教规被逐渐地纳入到世俗的各民族的固有法之中，变成其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并带动原有的习惯法，使之影响力和实施范围更加巨大和扩张，确立和实施时更加符合“逻辑”与规范，表现形式逐步成文化和程式化。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命案调解活动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宗教人士，如活佛等，通常也身兼数职，在国家正式机构中据有一席之地。在西北藏族地区，传统的土司制度、部落制度、政教合一制度与宗教信仰进一步整合起来，并通过对偶像的神化塑造及对广大农牧民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宗教教义、教规以及神职人员的箴言成为最高权威甚至唯一权威。伊斯兰教不仅要求信教者要服从真主的意志，服从宗教政权，而且也要求他们服从世俗政权。但是，信教者（穆斯林）的世俗法律意识并不强，注重按教义做人，更乐于服从宗教法律的裁决。
　　四、公民法治型法律文化
　　所谓公民法治型法律文化，是指现代社会中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社会主体自觉恪守国家法律、并要求他人尤其是国家机构也要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为价值诉求的法律文化类型。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典型的、理想的法律文化类型。在法律文化研究的层面上，公民和臣民是相互界定的。公民是法治（rule of law）社会的细胞，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主体要件，从这个意义也可以说，法治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与法治意识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当每个人都平等地服从于法律的时候，公民才能成其为公民；只有当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时候，法治才能成其为法治。当人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依法而治”（rule by law ）的阶段时，公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因为在rule by law下，法律乃是人治者的工具。在中国西部，由于传统法律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使现代性的公民意识、法治观念的生成步履维艰。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普法教育的深入，西部地区包括一些贫穷地区的人们中间，现代公民法治意识已显著增强。
　　西部主体法律文化的非现代性并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并不断从非现代性向现代性法律文化演进的。西部农村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传统的家庭式生产被个人单个所代替，个人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人情面子正在失去往日的重要性，平等观念和自主意识开始增强。村落家族内部开始分化，分门立户的人开始多起来，全族性大家庭逐渐被夫妻二人加上一两个孩子的小家庭所代替，人们更重视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已开始有些“狗撵来，各顾各”了（ 不过与别的家庭发生矛盾和纷争，也都能做到“一致对外”，依然是“形散而神不散”，家庭本位观念还是存在的）。农牧民的生产方式日益多样化，有的扛起背包进城打工，有的联合乡亲兴办乡镇企业，有的凑钱买车跑短途运输，有的走乡串户经商做买卖，一些农民“打工仔”和“保姆族”也开始走进西部一些中心城市，新型的以契约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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