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是转化还是纳入，本质并无任何区别。这两种方式都是在国内法中适用条约的有效方式。采取那一种方式也完全是国内法的问题，本质上都是通过国内法的接受而使条约在国内实现其效力。转化和纳入的不同之处在于，转化是国内法的多次接受，即在国内法中间接适用条约。而纳入则是国内法的一次性总体接受，即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条约。相比而言，转化的好处在于：（1）能够在形式上保持国家法制统一，避免国内法律适用出现混乱。（2）在很多条约的内容不是很精确时，一国可以为其中央权利机关保留权利，通过国内法对其作出详细规定。[2]（3）防止政府行政权利的不适当扩及到立法领域，违背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互独立和制衡的原则。不足之处在于复杂的立法转化程序费时又费力，为条约义务在国内履行带来了诸多的困难，甚至有可能使条约无法在国内得到适用，最终导致国家承担国际责任。而纳入的好处恰恰在于能够更为迅速有效使条约在国内得到适用。但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简单而言，即转化好处的对立面。
正因为转化和纳入各有其优劣势，实际上现在已经很少有单纯采取其中一种方式的国家了，一般都采取转化和纳入相结合的模式。那么，究竟哪些条约可以直接纳入适用，哪些不能直接适用，必须转化成国内法间接适用，国际上并无统一的标准。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分歧较大。不过，一般认为，凡政治性条约，即其规定仅涉及缔约国本身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构成适用法律所要求的“诉讼事由”的条约、或本身规定须由缔约国制定法律或行政措施来予以履行的条约、或其所调整的事项完全属于缔约国立法机关依照
宪法所行使的排他性立法权限的条约、或本身只做原则性的规定而需要缔约国制定补充法律予以履行的条约，都属于不能直接适用的条约。[3]
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采取那种方式应取决于条约的性质和规定。对于直接规定自然人和法人权利义务的条约，只要其条款是明确具体的，如一些私法性质的条约（海商、货物贸易等方面的公约），完全可以采取纳入的方式直接适用，而不必再经国内立法来体现，造成重复劳动和资源的浪费。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于条约是国家意志的妥协，无疑将对国家主权产生一定程度的限制。对于那些与国家利益有有着重大影响的条约，如果直接纳入适用将会极大的限制国家主权在国内的行使，其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许多名义上可直接纳入适用条约的国家，在实践中却对条约进行了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做了区分，而且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转化的方式。以美国为例，“参议院和法院越来越倾向于将条约视为或解释为需要国会颁布实施法规的非自动执行条约”。[4] 总之，转化和纳入这两种方式各有其优劣，应视条约的不同而相应采用。不过，似乎采用转化的方式在国际关系日趋复杂的今天，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二）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的解决
国家既是国内法的制定者，又是制定国际条约的参与者，就一国而言，其国内法与其缔结的条约不应发生抵触。但由于条约整体体现的是各缔约国的协调意志，而国内法体现的则是国家的排他性的意志，因此实践中常会出现在同一事项上条约和国内法的规定不一，从而产生抵触的情况。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很容易解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第27条规定各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否则将承担违反条约国际责任。但是这显然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关心的是如何在国内法中解决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必须先指出的是，就笔者个人所见，本文此处所指的与国内法发生冲突的条约只能是可直接纳入在国内适用的条约。对于那些需要转化成国内法适用的条约，由于其本身并不能为国内司法和行政机关所直接适用，只能间接通过制定相应国内立法适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只有在采用直接纳入的方式时，才会产生条约和国内法冲突的问题。
按照国内法的一般原则，两个法律在发生冲突时，一般采取高位法优于低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等原则。因此，要在国内法中解决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首先必须确立条约在国内法上的地位。从各国的国内实践来看，条约在国内法上的地位大致可分为四类：[5]（1）国内法的地位优于条约，采取这种制度的国家已相当罕见。1863年的阿根廷第48号法律第21条规定
宪法为其最高法律，然后依次为，国会所通过的或可能通过的法律、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各省的个别法律、本国过去适用的一般法律和国际法规则。（2）国内法与条约的地位相等，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宪法规定条约在美国与联邦法律地位相同。采取这种制度的国家通常采用和谐解释的原则，尽力将表面与条约有抵触的国内法解释为并无抵触，因此两者可以并存适用。如果条约与国内法确实发生抵触，则采取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3）条约优于国内法。如法国宪法第54、55条规定，其
宪法对国际条约具有相对优越的地位,而国际条约对国内法具有相对优越的地位。（4）条约优于
宪法。1953年修正的荷兰
宪法规定条约的地位不仅优于一般国内法，而且有优于
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