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拉开序幕，第四种法律粉墨登场，法律问题迅速革命化——道德化。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英法两国处死国王的过程。英国革命中，对于查理一世的审判始终围绕着诸如“主权归属”这样一些自然法理的争辩而展开，最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以雄辩的法理宣判国王死刑。而在法国，对国王的审判，先是法理问题的争论，双方各自引用卢梭的著作进行论辩，相持不下。最后，罗伯斯庇尔以充满激情的演说将审判一下转换为道德问题，以一句“路易必须死，因为法国必须生”换来的国民公会的如潮掌声，将路易十六推上了断头台。如果说卢梭的第四种法律还是软性法的话，那么，大革命中的第四种法律就已经是硬性的，已经开始具有国家暴力的一切特征。“国王受审及处死一案，既是道德合法性取代法理合法性的开始，也是斗争的双方同时接受道德语言的开始。”16革命的法国全面进入一个道德化的时期，所有的法律问题都成为道德问题，所有的法律审判都成为革命的道德判断，尤其是在大革命进入高潮，罗伯斯庇尔颁布“花月法令”之后，所有与雅各宾派，确切的说，是与罗伯斯庇尔持有不同政见者，都以革命道德的名义遭到清洗。社会不断的分化为两部分：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不道德者都是罪犯，罪犯都要受惩罚，惩罚只有一种——死刑。于是，道德者的圈子越划越小，被最高领袖认为不道德的人越来越多，断头台更加繁忙的工作。无论是启蒙遗老，还是革命战友，都不能逃脱第四种法律的严酷拷问。他们或被驱逐，或被杀害。到雅各宾派专政后期，甚至对于卢梭著作精神的不同理解，也能引来杀身之祸，丹东就是例证。
　　道德立法引发道德嗜血也终将自己毁灭。雅各宾派被推翻，但断头台并未停止工作，以道德杀人者终被人杀。大革命的悲剧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当道德被国家权力过多涉入并予以强制推行的时候，或者说，就是法律被道德内容全面填充和取代之后，厄运就开始降临，有人称之为“道德灾变”。这是内心统治法实践的必然结果，“拿破仑正确的称之为IDEOLOGIE，即意识形态”。17
　　　　　 最后的解释、说明和疑问
　　初看起来，本文至少有两大致命缺陷：一是没有谈法与道德的统一，而只谈它们的斗争；二是没有一条明晰的线索，第二、三、四、五部分与第一部分缺乏联系。下面是我的一些解释和说明。
　　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以新的视角阐释法与道德的关系。因而本文拒绝沿用既存的“联系——区别——相辅相成”之类的陈腐套路，而专注于为人所很少谈到的法律与道德的另一种关系——它们的斗争性，这也正是我为文章所拟的标题。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法律与道德的斗争性”问题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法与道德关系”问题的本身。这主要基于我对第一部分中所称的“基本问题”的解读。道德规范之所以转变为道德规范，主要在于它被注入了国家权力的因素。因而，“基本问题”也可以这样来表述：道德与权力结合的程度。于此，本文便有了另外的异读。文章第二部分说明国家权力总有遏制道德的趋势；第三、四、五部分则循着道德与权力结合的密切程度而展开。权力总要遏制道德，道德与权力为何又要结合，道德为何不与权力保持距离？国家权力（确切的说是暴力）作为一种“必要的恶”的存在，它需要用道德的面具来美化自己；软性的道德则渴望用强硬的国家权力来武装自己。权力与道德各自的内在需要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借口和通道。（这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的动力。）一有机会，它们就要结合。但是它们的结合正如两只相拥取暖的刺猬，在驱走寒冷的同时，也相互刺伤身体，可能直至死亡。（相辅相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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