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德 狂 想 曲：重 创
我们再来看中国古代的道德建设。“中国人最初是以明显的敌意来看待法律的，似乎法律不仅是对人类道德的背叛，而且也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⑩从一开始，中国人就对法律保持高度的警觉，而专心致力于道德的建设。那么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应该很高。但很奇怪的是，孟德斯鸠却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各种礼仪中，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不道德的民族。”这恐怕不仅仅是“文明人”的傲慢与偏见吧。中国近两千年的“德治”不仅窒息了法治的火种，竟然还治出了一个“最不道德的民族”。中国古代的“德治”到底怎么了？梁启超说过一句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古人以仁德待人，却最终以仁德划分人，造成民族总体上人格不平等。”真可谓是一语中的！中国古人一直都分为两拨：“君子”和“小人”，他们之间的界线就是道德。自己都说自己有那么一多半甚至绝大多数是“小人”，那当然就是不道德的民族了，这种由道德划分人群所致人格平等的缺位，为今天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加上了一份额外的负担。
如果说这还算是比较轻的后遗症的话，那么下面这种状况就绝对没那么轻松了。开始的时候，圣人们所倡导的“德治”应该有这样一层意思——将高权力分配给高道德的人，道德水平越高，权位官阶也越高；正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极仁者可得天下”。这样，道德便进入了国家权力的划分；然而，它却受到了历史的无情嘲弄。这就是工具异化症——工具异化为对象；道德不再是国家权力的划分工具和标准，而反过来接受国家权力的划分，道德从国家权力的标准异化为标签——掌权者的道德标签。而后，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逻辑：权位官阶越高，道德水平也越高。最终使执政者阶层逐渐进入一种道德狂想的状态——自我认同为高尚道德的化身，从而放弃了内心反省和自我监督，腐蚀国家权力的肌体，直至其崩溃。
道 德 理 想 国11：残 杀 及 自 杀
有人认为，在法治与德治之间，还有一种所谓的“运动治”（贺卫方语），“文化大革命”就属于这种类型。但对于这场革命，本文无从下手分析，并不仅仅因为资料的匮乏，无独有偶，历史上著名的另一次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样本。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光荣而伟大，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当然还有卢梭；是他们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最好的思想准备，尤其是那位盛产名言警句的卢梭。
我们认为，要研究法国大革命，不能不研究卢梭。而卢梭思想中，与本文论题最有关联的就是他关于法律的分类。“同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卢梭也将分类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12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人定法的分类，卢梭在政治法、民法、
刑法之外又提出了第四种法律——内心统治法。13“这种法律……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国家的真正
宪法，……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者代替那些法律。……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所不认识的，但是其它一切方面的成功全都有系于此，这正是伟大的立法家秘密的在专心致力着的方面了。”14“卢梭显然认为，统治权力的合法范围不能局限于公民外在行为的约束，而应更一步深入到公民内心深处，管理公民内心的道德活动。”“他第一次把统治领域从公民的外在行为扩及到公民的内心状态，把‘政治统治’改变为‘道德统治’。”15这个“第四种法律”其实就是道德立法，就是要求国家对人类精神领域进行控制，就是要让世俗国家机器继承教会管理精神事务的权力。一言以蔽之，卢梭的第四种法律就是要把国家变成教会。无怪乎卢梭自称是“全法国唯一信仰上帝的人”。有人认为，卢梭思想之所以在大革命中比其它思想家更具有吸引力和蛊惑力，就是因为他全面继承了中世纪的神学遗产，填补了宗教缺席和上帝撤离之后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道德真空。而这也正是卢梭见逐于启蒙阵营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