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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判例法的几点思考》一文的基本观点认为：判例法不等于判例。[1]单从结论上看，这一判断无可厚非。但是，二者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判例法是一种法律渊源，而判例则是法院的司法判决中对以后的类似案件具有约束力的部分，二者是一种内容与载体的关系。判例法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判例中累积而成的，离开了具体的判例，判例法则无从谈起；判例法则又是判例当中的灵魂，如果判例之间没有必要的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支撑与联结，那么一个个的判例就只能成为一盘散沙，无法建筑起法律的高楼大厦。
在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当中，《对判例法的几点思考》一文以大陆法系也重视判例的发布、编纂和整理，包括中国的最高法院也陆续编印发布了许多案例作为论据。[2]但是，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中国最高法院发布的案例汇编，并不具备判例的要素，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发布的案例是由最高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而形成“判”例的，这种“案”例是违背判例法的基本精神的，不能作为例证。而且，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都需要用法律来解决具体问题，需要对相对抽象的法律进行解释。即使是在不普遍实行“遵循先例”的大陆法系国家当中，法律解释也是在不断地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判决进行着。大陆法系也有判例，英美法系也有成文法，这本身就说明了成文法与判例法二者具有一种互补关系，只有将二者的优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完善整个法律解释体系。可以说，所谓成文法国家和判例法国家都不是绝对化的。所以，不能断然否认在英美法系之外的其他国家，判例法就不存在自己的生存空间。
有一种观点认为：判例法制度不适合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制定法是唯一的法律渊源，审判机关的职权只是依照法律行使审判权。[3]这种观点与现实中法院的运作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即固守成文法或依赖最高法院用成文法的形式对法律进行解释。这是一种对成文法推崇备至的概念法学思想：第一，在法源问题上，独尊国家制定的成文法，特别是法典，即以国家的制定法为唯一法源，排斥习惯法和判例；第二，对于法律解释，着重于形式逻辑的操作，即强调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排除解释者对具体案件的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第三，否定法官的能动作用，将法官视为适用法律的机械，只能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法规作三段论的逻辑操作，遇有疑义时亦以立法者的意思为依归，否认司法活动的造法功能。[4]这种法学思想使法律解释的方式限于僵化和保守，丧失了创造性，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对法律的需要，早在20世纪初即被自由法学、利益法学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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