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持有型犯罪“动、静结合”的行为特征[14]，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隐藏在行为人对财物的静止的控制状态中，“引而不发”，因此，行为人隐藏于内心世界的主观恶性，由于没有“见之于客观”的动态描述，从而无法把握，难以证明。
最后，我国《
刑法》第
14条、
15条规定的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定义反映了结果责任的观念倾向，而持有型犯罪在客观上以“持有”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其犯罪构成一般不要求具体的危害结果（130条除外），因此，以“故意”和“过失”的概念评价持有型犯罪，功能不足。
上述理由，表明持有型犯罪适用严格责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另，要注意排除特例的适用，即持有、使用假币罪。因为假币最突出特征在于欺骗性，将假币误为真币而持有、使用属正常和普遍现象，司法机关在定罪时有责任排除这种正常和普遍的认识错误。
三、 客观特征：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第三犯罪行为形式
“持有”是状态，还是行为？理论界歧义颇多。依常识，“持有”是行为人对物事实上的支配和控制，包涵占有、拥有、携带、私藏之义，从语源上讲，是状态。有学者认为，持有型犯罪“客观上以持有状态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既不强调行为方式，也不要求具体危害结果”[15]。这，引出一问，即，持有是否“状态犯”？大陆法系
刑法理论认为状态犯是犯罪行为完成后的不法状态的持续，因而不可罚（即不可罚之事后行为），但持有本身是一种即时犯罪行为，持有型犯罪是可罚的，所以不是状态犯。
司法操作中，不存在以“持有”为目的的纯粹持有。持有是他行为的接续、等待和过渡，是前一行为的结果，后一行为的开始，在起始行为与续接行为之间，保存着“引而不发”的含蓄。有学者称之为“动、静结合”，动是行为的特征，静是状态的特征，持有兼具二性，所以行为即状态，状态即行为[16]。例如，某人持刀前往杀人，杀人之先，将其持刀状态分割为独立行为形式分析，不具任何犯罪意义，只有与后来将发生的杀人行为相联系，才有犯罪性。而非法持有毒品，即使持有状态被分割为无数的点，每个点上，每个行为仍然是犯罪。这表明持有型犯罪，状态与行为的特征浑然一体，笔者姑且称之为“状态性行为”。
我国传统
刑法理论将行为分为两种：作为和不作为。作为，指行为人用积极的身体动作实施
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是动的状态；不作为，指行为人有义务实施并且能实施而未实施法律要求的行为，是静的状态；持有，不是积极行为，因而不是作为，有消极性，类似不作为，但不作为以负有某种义务为前提，持有不负担任何义务，因而不是不作为。换言之，作为的犯罪性明显蕴含在身体动作本身中，如持刀抢劫，任何人实施这类行为就是犯罪；不作为的犯罪性，在于主体与法律要求产生的义务关系，不动作这种自然状态本身无法说明是否具犯罪性，如见危不救，只有负救援义务的人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持有的犯罪性在于所控制财物的非法状态，无关行为属性，如非法持有毒品，非法性取决于毒品而非持有行为本身。显然，持有已无法藏身于传统
刑法理论的作为或不作为之中，而应视作在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犯罪行为形式。由于作为和不作为不是形式逻辑上的排中律关系，因此，存在第三犯罪行为形式并不违反形式逻辑[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