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制定的管制互联网方面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带有明显的行政机关独唱主角戏的色彩。管制性内容是其主要甚至唯一的内容，这些规定使公民应当享有的
宪法基本权利受到较大影响。但是这种情况难以得到纠正。互联网行政立法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政府行政立法的基点和落脚点是什么？是限制公民行使权利自由还是保护这种权利自由？按照
宪法精神，人民当家做主的一项基本保证是要有充分的知情权。
宪法第
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建议和意见，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但是根据不少规章设置的审查许可制特别是关于互联网站登载新闻的限制使许多信息难以上网公布，这样就失去了许多获得知情权的渠道，也不利于国家取信于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
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也肯定互联网的重要作用，“我国的互联网···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使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对于加快我国国民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服务信息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落实
宪法和法律规定，加强对互联网行政立法的审查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对策。否则，将直接影响
宪法的权威和威信。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我国行政立法严格规制公民自由权利的现状迫切要求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我国即将加入WTO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指出，“批准《公约》也再次向国际社会昭示了我国致力于根据本国国情发展人权事业，保障公民充分享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因此尽快采取切实有效的立法、司法、行政措施来落实《公约》的规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而当前互联网行政立法的趋势与这个潮流显然不相适应，对网站过于苛刻的要求和随意取消关闭网站也必将损害甚至剥夺公民的公正工作就业权利。
（三）影响互联网和高新科技的发展前途
政府管理网络的能力取决于社会管理和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毫无疑问，目前政府行政立法的管制型特色根源于政府技术力量的薄弱，对网络管理能力的水平较低。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还应当通过发展科技。否则，越是加强管制，互联网越难以发展。而科学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充分，又会导致政府驾驭能力的弱化，长期以往，只能形成恶性循环，失去大好时机。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至今记忆忧新。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宽松环境，对此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和心理准备。如果在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就加以严格的行政立法管制，无疑会失去互联网的发展良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评价1984——1988年的经济发展时说“怎样全面地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6]经济发展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网络发展及其立法的思路。互联网行政立法的管制色彩表明行政机关没有从传统的控制模式中解放出来，也有对形势分析不当的现象。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放弃了前几年的自由放任网络发展的做法，正在开始加强立法规制工作。这是刺激和影响我国目前政府行政立法工作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与这些国家不同，如美国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较自由的比较充分的发展阶段，就是说这些国家立法有了一个较好的客观条件。然而我国网络尚未经过这样的阶段。“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与美国刚好相差一个周期。在1995年到1999年，中国刚刚开始进入启动期，刚刚开始商业化。从1999年，特别是下半年，中国互联网才出现竞争局面，有大量的投资。但是在最关键的时期，美国互联网进入稳定增长期···”[7]。根据《北京经济报》报道，尽管近年来中国信息产业发展迅猛，但社会化信息程度仍然落后美国四十年。[8]之所以有这么大差距，除了历史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长期对互联网发展采取放松立法管制。我国目前出台的一些法规规章和规范基本上属于限制性的政府规制。这种规制很难给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氛围。人大应当给政府互联网行政立法划定相应的框框，目前易于放松互联网发展的立法管制。
江泽民总书记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上的讲话指出“可以预计，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我们应深刻认识信息技术的伟大力量，积极推进信息技术的发展。”积极推进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互联网行政立法有新的思路、新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