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理论基础
对证明标准的理论分层来源于法的多元化和层次性。首先，法的多元化是法学界普遍认可的一个事实，著名陈兴良教授通过对伦理学史中关于事实、价值、规范的考察，以及对法学史中关于自然法、实在法与行动中的法的有关理论回顾，认为法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即价值、规范、事实（与法律意义上的“事实”不同，是指规范性事实，即某些规范的构成和作用有关的社会事实，是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价值是法的本源，是理念的法、应然的法，它是规范存在的根据，是一种实质理性；规范是法律的最基本的存在形式，是关于法规范的实然的法，是一种形式理性；事实是法的基础，是关于法事实的实然的法，是行动中的法。与上述三个层面的法相对应的法学形态是法哲学、法理学（分为一般法理学和部门法理学）、法社会学。[9]据此，笔者认为，任何部门法、法律问题在理论上都可以进行如上分层，证明标准作为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不例外，一样可以从价值、规范、事实三个层面来进行理解（本文仅论及证明标准的价值和规范层面的内容）。其次，规范一方面包含有它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包含有它的价值，这种价值被瑞士学者皮亚杰称之为规范性价值，它是规范所确认的价值，是一种形式理性，与法哲学所揭示的具有实质理性的价值有着本质的区别。据此，证明标准在规范层面上又可细分为目的标准（即规范性价值）和操作标准（规范内容）两个层面。再次，诉讼证明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证据问题的本质是哲学认识论问题，而认识论说到底就是评价论[10]。因此，证明标准也是一种评价标准，即让人们评价证明活动是否合法、合理、正当的一个标准。
（三）意义
对证明标准作上述理论分层并非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因为“查明案件事实”永远是司法中的弱点和难点，一方面，由于经验、常识、直觉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在事实调查中“法官具有一种实际上不受控制和实际上无法控制的事实裁决权”[11]，另一方面，对于法官而言，面对难以查清的事实，要作出怎样的判决才公正，这也是煞费苦心的。如何克服诉讼证明的这一局限性始终困扰着学界和实务界，而证明标准的分层理论通过分析揭示诉讼证明的过程和路径，为主体证明活动指明了体系化的思维方向，因此，对于立法和司法实务是大有裨益的。第一，可以为立法提供一种体系化的整体性思考方向。证明标准在法律规范中虽以操作标准的面目出现，但这种操作标准是以价值标准为基础，以目的标准为前置，以评价标准为延伸，四者密不可分。因此，在立法中不能孤立地将证明标准看成操作标准，而应从价值、目的、操作、评价等四个层面对证明标准展开体系化和多角度的思考，这样才不致发生规范之间脱节或矛盾的现象。第二，有利于证明主体选择适用正确的证明方法。虽然历史上人们曾从相信正义概念可以直接推导出具体案件结果的逻辑力量，到相信法律规则逻辑力量的概念化运作。但是今天，人们普遍相信原则与规则同样重要，对于一些简单案件也许规则就足够了，但对于一些复杂疑难案件，必须引入价值判断进行证据判断，而这种证明方法正是对价值标准、目的标准、操作标准和评价标准的综合运用。第三，有助于证明主体厘清推理思路。证明标准的理论分层体现了人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的循环过程。从法律推理的角度来看，诉讼证明活动以价值标准为逻辑起点，以目的标准为现实工具，通过执行操作标准，最终实现价值标准。在这一过程中，评价标准对推理或证明过程及结果是否符合操作标准和目的标准的要求以及实现价值标准的程度作同步对照和检测，并进行反馈性修正，从而保证了价值←→目的←→操作←→评价的良性循环。认识这一思维路径，有利于证明主体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厘清推理思路。第四，有助于裁判者作出公正合理的证明结论。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承认，诉辩审三方在进行诉讼证明前都存在着抽象的行为动因，它是诉讼各方进行法律推理的逻辑起点，也是出于各自不同职业和利益的价值取向。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的动因是正义，检察官的动因是打击犯罪，律师和当事人的动因是为自己的当事人或者自己争取利益。因此，法官才能在诉讼中保持超然中立、不偏不倚的态度，相反，如果失去这一动因，案件结论的公正性将是值得怀疑的；而检察官虽然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也会有意无意地只向法庭提供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向法庭提供有利于被告人或者可能会让人对被告人犯罪事实产生怀疑的证据；而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只可能向法庭提供于己有利或者说符合其行为动因的证据，如隐瞒一些情况，或者甚至故意透露一些虚假的信息。通过对控辩审三方行为动因的了解，有助于裁判者更加清楚地认识诉辩双方的证明和主张，同时加强程序自律和自我约束，保证证明结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