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韩勇：“行政诉讼撤诉多的现象不容忽视”。
[20] 黄家万、郭乃军、吴荣生：“浅析行政诉讼案件的不当撤诉”。
[21] 谢坚贞（瑞金市中级法院）：“行政撤诉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2] 据《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数据，1993—1998年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撤诉率分别为16.7% 、7.2%、17.9%、18.3%、19.0%，同期调解率则为58.5% 、8.4% 、6.9% 、4.2%、51.0%、45.8%，以判决结案的则只占23.3%、23.0% 、4.3%、26.5%、29.5%、33.2%。
[23] 张乐发：“对撤诉行政案件的分析及意见”。
[24] 安徽省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行政诉讼中撤诉的几个问题”，载黄杰、李道民主编：《行政审判实践与研究》。
[25] 这些行政管理领域内行政诉讼的撤诉率可能更高一些。以1999年全国各类行政案件撤诉率为例：邮电89.7%, 税务61％，烟草专卖58.8%,技术监督54.7％。
[26] 这是我从最高法院行政庭一位法官口中听到的事例。
[27] 依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即使被告在诉讼中撤销或者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仍可以选择不撤诉；即使原告申请撤诉，也是由法院独立审查决定，而与被告无关。
[28] 张数义、汤永进：《在艰难中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综合分析报告》。
[29] 周至强（浙江省天台县法院法官），2000年5月16日。
[30] 最高法院新近试图通过提高审级来局部的改善法院和被告“级别”不相称的状况，例如“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案件”将由中级法院管辖。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8条。
[31] 有位法官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D县公民张某去外省H市追索债务，被H市公安局收容审查，张某向D县法院起诉。在诉讼期间，H市公安局解除对张某的收容审查决定。张某遂以“以恢复人身自由，再打官司精力、财力不够”为由申请撤诉。法院对是否准许其撤诉产生了不同意见。这位法官在文章中主张“法院应裁定不准撤诉，继续审理，依法裁判”，但没有说明法院最后的处理结果。参见严如春（江苏省大丰县法院）：“行政处罚决定错误是否应否允许原告撤诉”，载《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我猜测，这种情况下法院裁定不准撤诉是可能的，因为该案“关系”简单，是非分明，而且被告在外省，法院“得罪的起”。但是，象这样法院完全不受被告羁绊的情形极少。
[32] 周志强，2000年5月16日。
[33] 安徽省高级法院行政审判庭《行政诉讼中撤诉的几个问题》。
[34] 谢坚贞：《行政撤诉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5] 同上注。
[36] 周志强，2000年5月16日
[37] 马原：“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更好的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在全国法院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8] 王建宗（山东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在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95年3月28日）”。
[39] 李国光（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在上海法院第三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94年3月10日）”。
[40] 例如 ，“对那些既不受理、又不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的，上级法院要依法行使审判监督权，及时指令下级法院受理或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见曹世雄（四川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在全省法院第四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4月5日）”（川高法【1994】62号）。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七日内不作出不予受理书面裁定的，即视为受理”。见李国光《在上海法院第三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41] 在我看到的材料中，至少有山东省、江苏省、黑龙江省、湖北省等几个地方就有明确的指标。
[42] 湖南省高级法院“努力改善执法环境 开创我省行政审判工作新局面”，载《中国行政审判研讨》。
[43] 石维斌（湖南省怀化市中级法院院长）：“我是怎样抓行政审判工作的”，载《中国行政审判研讨》。
[44] 河南省高级法院：“充分发挥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作用，推动全省行政审判工作健康发展”，载《中国行政审判研讨——99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材料汇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括号中的黑体字为作者所加。
[45] 例如，一些基层法院聘请“行政诉讼联络员”，这些联络员职责之一是介绍起诉。有的法院要求各人民法庭每年必须向行政庭介绍若干行政案件。但也有法院领导明确反对“找米下锅”的做法。参见李国光：“在上海法院第三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