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撤诉实行限制。该法第12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⑧] 例如，“原告对起诉权的处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行使···撤诉应该以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或者他人的权益为前提，以不影响或侵犯到被告诉讼权利的行使为前提。”柴发邦主编：《
民事诉讼法教程》（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又如，“申请撤诉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这就是说，撤诉不得侵犯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利益，不得规避法律或者逃避法律的制裁。”王怀安主编：《中国
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200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事诉讼领域，近年已经有学者主张“取消对撤诉的许可制度，法院对当事人的撤诉行为应无条件予以确认”。参见陈桂明：“民事诉讼模式之选择与重塑”，原载香港法律教育信托基金会编《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1997年第2版，后收入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治出版社1998年版。反对的意见可参见杨连专：“申请撤诉与法院裁定——法院不准许原告撤诉是否正确？”，载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判例实物问题研究——程序公正的理性思考》，中国法治出版社1999年版。
[⑨] 参见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220页；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54页；姚仁安（湖北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诉讼中撤诉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1993年12月。
[⑩] 孙林生、刑淑艳（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法院）：“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居高不下？——对365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11] 在1990年9月召开的首次全国大会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安徽省高级法院行政审判庭的一份报告称：“当前，行政审判实践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在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撤诉案件占相当的比例。”安徽省高级法院行政审判庭“行政诉讼撤诉中的几个问题”，载黄杰、李道民主编：《行政审判实践与研究》，中国法治出版社1991年版。重庆市中级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报告也称：“我市行政审判工作开展以来，以撤诉方式结束诉讼程序的行政案件所占比重较大。”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诉讼中撤诉几个问题的探讨”，载黄杰、李道民主编：《行政审判实践与研究》。
[12] 除了本文提到的文章，张数义、汤永进撰写的“在艰难中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综合分析报告”也注意到行政诉讼中撤诉讼中撤诉多的现象，并对其原因做了初步分析＜载于龚祥瑞主编：《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赵正群在《行政诉权及其理念在中国大陆的生成与面临的挑战》也对撤诉问题作过比较细致的实证研究（载于《诉讼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会2001年版》。
[13] 参见李海亮、罗文岚：《关于非正常撤诉的法律思考》。
[14] 参见张乐发：“对撤诉行政案件的分析及意见”，《人民司法》1992年第3期；韩勇（山东省高级法院）：“行政诉讼撤诉多的现象不容忽视”，《山东审判》1994年第6期；黄家万、郭乃军、吴荣生（江苏省盐城市城区法院）：“浅析行政诉讼案件的不当撤诉”，载《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孙林生、刑淑艳：“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居高不下？——对365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谢坚贞（瑞金市中级法院）：“行政撤诉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法制与经济》1996年第5期；李海亮、罗文岚：“关于非常撤诉的法律思考”。
[15] 薛刚凌：《行政诉讼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6] 作者提供了一个案例：原告郭某对公安派出所的行政警不服，向区公安局申请复议，区公安局逾期末作复议决定，郭某向法院起诉；在诉讼中，郭某申请撤诉，理由是区公安局答应将在近期作出复议决定。朱世芬(贵州省高级法院)：“原告撤诉原因不当，法院不应予以准许”，载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17] 姜世元、张晓明（大连市中级法院）：“行政诉讼中的撤诉”，《人民司法》1990年5月。
[18] 张乐发：“对撤诉行政案件的分析及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