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兼职”的出现，是有其一定的法律原因及深层的经济原因的。
目前在我国，“兼职”是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调整的，“兼职”至多只能算是一种可由法律推知的劳动形式。在我国的
宪法、
劳动法中，只有一些原则性规定，如“公民享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等，未具体涉及随社会经济发展而新出现的“兼职”问题。于是，一些人就认为：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可为的，而且劳动是一种权利，因而是否“兼职”当然是劳动者的一项自由选择权利，从而“兼职”就孕育而生了。另外，从我国现行的
公司法的规定来看，该法规定了公司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同类企业的职务。透过该规定，人们不难领会其言外之意，即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可以兼职的，这使得兼职者理直气壮起来。所以，法律的未加限制及隐含默许对“兼职”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另外，“兼职”的产生最终是由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即由各方面利益引导所致。首先，“兼职”多是劳动者出于物质、精神利益的需要而为的，或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或是为了充实生活、不浪费时间等。其次，“兼职”也是出于用人单位实行新型佣工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用人单位合理使用“兼职”人员，可促使劳动的更细化分工，促进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有时还可招聘到一些兼职的有专业特长的稀缺人才为单位效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才资源共享”。再有，从社会角度看，在市场经济中，要合理、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也要求“兼职”的存在、发展。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利用资源，而“兼职”制度的施行可促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兼职”的出现还促使了劳动力质量的更广泛竞争，从长远上可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二、目前我国的“兼职”存在的一些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兼职”的态度从总体上说是：原则上不禁止，细节上无规范，制度上不配套。“兼职”问题实际处于缺乏法律规范调整的“法律真空区”。在这一环境中，“兼职”劳动的发展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亟待解决的弊端：
1、“兼职”劳动易使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目前，我国的劳动者一般只能有单一的劳动法律关系，能够受到劳动法律法规及相映的配套制度的保护。但，当兼职出现时，劳动者从事了两重或多重职业形成了两重或多重劳动关系，而其中只有一重劳动关系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保护形成劳动法律关系，其第二重，第三重劳动关系由于缺乏法律制度的规定，就难以有劳动法律关系的外壳，这就使得兼职劳动者在兼职劳动过程中的许多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护，从而致使自身权益受损。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兼职者权益是缺乏保障的：第一，在合同制度方面的问题。由于兼职本身的不规范，对于兼职劳动是否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也就更加无从谈起了，但是，兼职劳动一般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不签订书面合同，兼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难以明确且在发生纠纷后易造成寻求司法救济过程中的举证困难。第二，在兼职劳动条件的基准保护方面的空缺。兼职劳动中，综合工作时间缺乏必要限制，常有综合工作时间过长的情况，兼职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权利得不到保障；兼职劳动者的休假、休息权利难以实现；兼职劳动者没有兼职劳动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极易受损；兼职劳动者在受招聘、被辞退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条件限制及程序制度的保证；兼职劳动者的劳动工伤医疗、安全卫生、职业培训方面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第三，在保障制度方面的不完善。现行劳动者的养老、医疗、住房、失业等社会保障费用，一般只由与劳动者形成劳动法律关系的一个用人单位为其缴纳，而在兼职劳动中，兼职劳动者虽从事多重职业，但是，仍然只有一个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用，而其余的用人单位不予以缴纳，而兼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水平并为因兼职而有所增加，这就使得兼职劳动者多劳未必能够多得。
2、“兼职”的不规范扰乱了市场秩序。一方面，它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由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规定了，与劳动者签定了劳动合同、形成劳动法律关系的用人单位应为劳动者交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并未许可可由多个用人单位为同一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费用。因此，当出现“兼职”时，即一劳动者在同时接受多家用人单位雇佣、分别与其形成劳动关系时，一般只有一家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其他用人单位则不负担其社会保险费用。这样就势必造成雇佣“兼职”人员的各用人单位之间负担不一，非公平的竞争，从而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另一方面，由于“兼职”的不规范也势必扰乱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