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体现这种差别，“礼”给每一种角色都规定了不同的行为标准、器物名位和伦理要求。冠、婚、丧、祭、乡、相见等礼即是按照社会地位、亲疏远近不同而规定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5]例如在丧服制度上,死者的须穿着丧服以示哀悼,丧服有五等,即斩哀、齐哀、大功、小功、缌麻，称为五服。与死者亲属关系逾近则丧服逾重，衣服所用之质料愈粗，斩哀的衣料最粗，缌麻最细。穿着丧服的亦根据亲属的远近而决定其长短。斩哀三年，齐哀一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其礼度数之复杂，仪态之繁复，器物之细密，展现出一幅鲜明、生动的等级图画。这里可以看出“等差”的特色。
　　人之能分，是人之为人的先决条件，但儒家的社会理想并不停留于此。人之能分只是为了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手段而已。由“分”而“群”，由“别”而“亲”，由“异”而“敬”，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6]这也就是“中”“礼”复礼，夫礼所以制中也。”[7]换言之，人之无分，为“一”，人之有分，为“二”。由“一”而“二”，由“二”而“一”，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复所要造成的是一个等差有序，仁和中正，教化成俗，君王圣明的理想国。这才是“礼”的精神所在：“等差”“中和”。“等差”以如前述，“中和”则代表着儒家所期望的建立在“等差”基础上的一个平衡、稳定、和谐的一体化社会状态。­
　　（二）“亲亲”“尊尊”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此。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挖掘“礼”更深层次的内涵。“分”何以能“群”？“等差”何以达“中和”？或“别”而能“亲”，“异”而能“敬”，何以致之？曰：“义”或“理”。这是“礼”的更深一层的本质精神，荀子指出：
　　“水火有气而无声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8]
　　古者礼义常相提并论，不胜枚举。《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左传·桓公二年》：“义以出礼”。《礼记·礼运》：“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义”与“礼”相通。《管子·心术上》：“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喻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可见“义”、“理”为“礼”的内在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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