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所以“崩”之“礼”是“家”“国”同一的“礼制”。孔子曾说：“礼失而求诸野”，说明了礼制崩溃之后而乡间礼俗仍然存在。秦汉以后“礼”以这样的几种形态存在。第一，“礼”首先、基本、整体地具有道德的性质，是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意识形态，它体现在“圣谕”、儒家著作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中，如“礼教”、“礼化”、“礼义”、“三纲五常”之“礼”。第二，其中一部分“礼”具有法律的性质，它是由国家确认或制定颁布，并以
刑法或其他制裁方式强制执行。首先是礼仪的法律化，如西汉时的“朝仪”（又称“朝律”），《晋礼》，《隋礼》，唐之《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大明律》、《大青律》中的《礼律》专篇。其次，各朝刑律以“礼”为指导，隋唐以后之刑律“一准乎礼”，礼义的主要原则都是在刑律中体现出来的。同时，“礼”的原则也体现各朝的政事典（“会典”）中。这部分“礼”采用成文法律的形式，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律规范。但是相同意义上的“礼”尚有以不成文的“遗训”、“故事‘、”旧例“等习惯形式上存在的，这部分“礼”成为“国法”的一部分。第三，还有一部分“礼”，以前文所说的“礼俗”形成存在，或是成文的，如族规，家训等，它们普散于民俗生活，存在与大大小小的家族之中，与广大民众的关系最为密切，具有准法律的性质。
应予指出，在这里，“礼”被人为地分成这样的几个部分，然而在古人看来，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所注意的是“礼”的秩序能否得到有效的维持，并不在意“礼”的什么形式以及维持的手段之间的区别。“礼”是这几种规范的混合体，而且规范之间的界限较西周时代多有显眼，但并非泾渭分明。这里所谓“形式”——“法律规范”、“道德规定”、“习俗规范”和手段——“国家强制力”、“社会强制力”，完全是今人的学术分析工具，应可用于今日的社会。在古代缺乏分化，“家”“国”合一的社会结构中，从政治管理到家庭生活，并不被认为是不同性质的社会领域，并不认为这些领域应遵循不同的法则，而认为它们都可以由“礼”来贯通和整合。总之，“礼”的渊源不是今天移自西方的“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分离的概念所能单独把握的，它本身不是西方那种分化的社会结构的体现或产物。
二、“礼”的精神
（一）“等差”“中和”
礼的规范体系庞大而繁复，以致古有“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之说。然而，无论何时代之礼，何种形态之礼，之所以皆名之为“礼”，必有一种联贯的精神。儒家理想社会即“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皆恪守“礼”的规定，贵贼有等，上下有差，各处其位，各奉其事，造成一种严整的等级秩序。“礼”的内在精神或原则可以概括为“等差”“中和”。
学者们普遍认为，“礼”的内在精神为“异”、“别”或“等差”，但是这只是指出了“礼”的精神的一个方面。所谓“异”，即“等”、“差”。¬“礼”首先是要造成一个人人不同的局面。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能够认识到人与人有各种差别，而禽兽之间混然无分这两种不同现象，儒家视人与人的血缘差别为天然的、不可动摇的。荀子曰：“人之所以为人者，何也？曰：以其有辩也……夫禽兽之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首先就是父为父、子为子、夫为夫、妇为妇的差异性规范。但是儒家的差异观并不至于于此，它从家族内的差别出发推而主张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亦应有各种差别。在儒家看来，社会人群首先要有“君”“臣”之分，“君”“臣”皆应遵循礼的角色规范，约束言行，履行义务，既《论语·颜渊》所说的“君君，臣臣”。¬又有君子、小人之分，劳心、劳力之分；治人者、治于人者之分，“君子以德，小人以力”，“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也。”这表面上似乎是一种社会老动分工，但是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质是阶级、等级之分，“农农、工工、士士、商商，一也。”[4]在道德品质上和才智上，人们也有等级差别，有上智下愚之分，先知后觉之分。总之，礼所要求的不仅是在家庭，而且在社会都应有鲜明的等级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