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法律关于回扣、折扣的规定的法律后果
（一）回扣、折扣可引起低价竞争。这里所说的低价竞争是指企业或个人不顾国内外市场状况，不顾成本与利润而进行的以低价格为核心的竞争行为 。经营者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往往使用各种名义的回扣、折扣，以使自己的销售价格低于竞争对手，已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这里所说的低价竞争并不限于低于成本销售，还包括低于竞争对手的且无正当理由的不合理低价销售。如日本《不公正交易法》第三条规定“无正当理由将其商品或劳务以明显低于其供给所需费用低价供给。此外，不正当地以低的对价供给商品或劳务，有给企事业者之事业带来困难的”均属于不公正交易方法。所谓“不正当地以低的对价供给”就是指其价格低于其竞争对手的价格而无合理的理由，其强调低价的不正当理由。又如美国《罗宾逊—帕特曼价格歧视法》第三条规定“商人在其商业过程中，在国内对同一品质、数量、等级的商品，通过给予买者比其竞争者更高的折扣、回扣、补贴、广告劳务费等故意进行歧视，或为了破坏竞争，消灭竞争者，以低于其竞争者的价格出售，或以不合理的低价出售是非法的，但因制造、销售、运输条件不同所给的合理补贴、市场条件变化、变质腐烂的商品、司法抵押品以及停业中善意地出售商品的除外。”依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在美国低价竞争不但包括倾销，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回扣与折扣等价格歧视。但其并不以低于成本销售为条件。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仅把低于成本销售规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对其他形式即没有低于成本但明显低于竞争对手且无正当理由的低价销售行为则无明文规定。有人认为，在不低于成本销售的情况下，国家是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其理由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实行并鼓励自由竞争，在经营者自身可能的条件下应允许其自由降价，不论其目的为何，只要其不低于成本，且为形成垄断。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其有两个理论前提：完全的市场、理智经营的市场主体。而在我国这两个前提是不存在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成熟，市场经营主体也是非理智的。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使有的竞争者不惜采用大幅度的回扣、折扣来实现其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进而引发低价竞争大战，从而造成市场竞争秩序的紊乱。因此，使国家有必要对这种竞争行为加以规制。市场交易过程中应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在回扣、折扣泛滥的情况下帕累托最优是无法实现的，至少在竞争这之间是无法实现的。低价竞争行为在国际上表现为外贸出口领域中存在低价销售行为，引发日益增多的国际法倾销调查。严重损害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在国内则导致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尤为严重的表现在药品经营中，引发国内市场的不正当竞争，严重恶化了国内的经营环境与秩序。同时，低价竞争还阻碍了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提高，严重恶化了国内的经营环境与秩序。同时，低价竞争还阻碍了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提高，阻碍科学技术的推广与进步，制约效益好的企业形成规模和集约化经营，是这些企业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这些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这些都是由于我国《凡不正当竞争法》对回扣、折扣行为的规定不够规范的结果。
（二）、不规范的回扣、折扣可能导致商业贿赂的泛滥。商业贿赂，按照
《规定》第
二条第2款的规定“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传统上，将商业贿赂等同于回扣。这其实是不正确的。非法的回扣与折扣都是商业贿赂的一种形式。商业贿赂行为直接妨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了正常的质量、价格、服务的竞争机制。而我国《凡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回扣、折扣只要按法律规定明示入帐即是合法的，对其也就不应加以限制。但由于现行财务制度对于收受回扣、折扣的记帐科目及用途等没有规定，这就容易产生问题。如目前我国回扣、折扣最为严重的药品销售在医疗机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之间展开的严重的回扣、折扣大战，导致可当前药品购销秩序的混乱。收受回扣、折扣的医疗单位在表面上将回扣、折扣计入法定财务帐，取得合法形式。但由于现行财务制度无明确规定，使医疗机构一方面通过大额回扣、折扣方式在国家规定的批发价之下竭力压低实际购销价格，而在国家规定的批发价基础上确定零售价格，以此获取高额回扣、折扣；另一方面，又将回扣、折扣款根据需要计入“其他收入”等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务科目，以自由支配，使这种形式的回扣、折扣丧失“减价”的固有意义，同时也使商业贿赂行为变得更为隐蔽。因为其已经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具备了表面合法性。这种形式下的回扣、折扣，不仅严重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导致伪劣商品泛滥，而且还助长了社会腐败风气，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而产生这一切的根源也许就在于我国《凡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回扣、折扣的明示入帐即合法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