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大代表进行拘留，因
宪法和法律作了保护性规定，故应注意以下一个问题：一是人大代表直接参与围攻、殴打、漫骂等执行行为，由执行人员当场发现的，对其拘留不需要报请人大或其常委会许可，但应按规定立即报告；二是法院决定拘留时不知其为人大代表的，包括其本人未声明其身份或故意隐瞒身份的，法院不承担未按规定报经许可或立即报告的责任，已采取的拘留措施仍合法有效；本人声明其为人大代表，在核实前，不影响执行拘留措施；三是非由法院执行人员当场发现，但有其他证据证明某人有妨害执行行为，并已知其为人大代表的，决定拘留应按规定报经许可；但法院没有义务在决定拘留前一一查明被拘留人是否为人大代表。
3、刑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
《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这是人民法院追究妨害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和妨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的刑事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
对妨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的认定比较容易，但对拒不执行判决、财产罪主体的认定以及行为表现，尚有争议。主体问题，有义务主体说⑻和共同犯罪主体说⑼。义务主体说认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只能是负有履行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构成，案外人不具有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义务，因而不能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处理；而共同犯罪主体说又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共同犯罪的理论出发，区分两种情况认定：案外人教唆被执行人或与被执行人事先通谋、事后共同实施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的，应认定为共同犯罪，案外人是本罪的主体；如果案外人没有教唆被执行人或者没有事先通谋，虽实施了拒不执行的行为，也不是本罪的犯罪主体，采取了暴力、威胁方法的，则应以妨害执行公务罪处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论案外人事先是否教唆被执行人或与之通谋，只要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共同实施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即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笔者赞同此观点。1998年最高院《
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中规定，其他人与被执行人共同实施该解释第三条第（三）至（六）项的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按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行为表现，《民诉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作了列举性规定。但是，
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这些行为在构成犯罪时，是否都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很值得研究。在妨害执行行为中，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当然要依照
刑法第
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处理，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应依照
刑法第
三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其他的妨害执行行为，如对执行人员、协助执行的人员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的，应依照
刑法哪一条款追究责任，尚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对于其他妨害执行的行为应分别根据其具体侵犯的客体定罪量刑，如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执行人员或协助执行人员的，分别按侮辱罪、诽谤罪、诬陷罪、伤害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理由是《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对这些妨害执行行为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是分别列举规定的，因而在定罪量刑上也不应混为一谈；《意见》中即是这种观点，它规定人民法院在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六项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时，与根据其他五项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所适用的程序不同。最高院《解释》第六条也规定，暴力抗拒执行判决、裁定，杀害、重伤执行人员的，依照《
刑法》第
二百三十二条、第
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定罪处罚；但如果造成执行人员轻伤，则仍应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故也有人认为，其他的妨害执行行为构成犯罪时，也应根据《
刑法》第
三百一十三条追究刑事责任，其理由是所有的妨害执行行为都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行为的表现。最高院《解释》折衷这两种观点，区别情形，在第三条中对认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情形作出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