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
陈兴良：刚才梁根林教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306条本身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法治的建构问题。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在97年
刑法规定306条以前，对律师也完全可以用其它条款，比如包庇罪等来治罪，不仅仅是法律规定的问题。我还是赞成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有一定的豁免权。这主要是要避免律师在调查取证后、证人改变证言，律师就被当成犯罪来处理的情况。这就可能涉及一个人人平等的问题，一般人，司法人员伪证要处理，为什么律师可以不受追究，是不是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认为在整个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衡是司法公正的起码条件。但目前是不平等的，为了实现平等，就要赋予辩护律师一些特权，使得其能在法律上能和控方保持对等。这可能使个别律师伪证未受追究，但仍可以违背职业道德，吊销其执照，同样能达到惩戒效果。更为主要的是我国306的立法、实践反映了国家、个人价值上的不平等的问题。在国外主要追究律师对当事人保护不力的责任，但我们主要追究律师对国家利益保护不力的责任。这两者在法律上当然是一致的，但实践中是有冲突的。我们目前的选择是把保护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情况不改变，即使废除了306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律师不会因为306条致罪，但可能因307条致罪。因此我们今晚的讨论不是一个检察官职业和律师职业的争论，不是306条存废的争论，而是如何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的一种讨论，主要意义在这。我们还有有点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向各位嘉宾提问。
同学一：我以前搞过刑事案件的侦查，对律师无罪判决高的原因，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律师代理的受贿案件特别多。受贿案件本身就是一个不便证据非常少，可变证据非常多的案件，基本是一对一。而律师妨碍作证也存在个一对一的问题。律师都是懂法律的他们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因此，这种案件律师被判无罪是不奇怪的。另外，我想问梁老师和陈老师，你们以前都做过律师，以律师身份办理过案件，在你们做主管起诉的检察官时，最初是怎么适应这种角色转换的？
梁根林：我办的刑事案子不超过5个。我感受最深的是在你们河南办过一个案子。那次开了一天的庭。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在法庭上把公诉人呛得很厉害。对方甚至说你们的证据哪来的。言下之意要对我启动刑事程序，我吓得撒腿就跑。那是1993年的时候。99年我到了检察机关，我首先想到当初当辩护人时体验过的心情，设身处地为当事人想一想，根本上律师与检察官是不冲突的。去年十佳教师颁奖大会上，我说我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检察官。作为检察官我是设身处地为律师着想。但对律师也确实有一个提高自身素质的问题，确实有些律师不象话。这就是我的想法。谢谢大家。
陈兴良：我认为，检察机关之所以对律师伪证比较痛恨，主要还是和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有关，把证言当作定罪的主要依据。对于检察机关主要还是要提高办案质量，降低对证言的依赖。我个人觉得律师目前首先是避免类似行为，实现自我保护。
同学二：我问陈瑞华教授一个问题。刚才谈到306条，是不是应着重从证人出庭角度来避免律师伪证罪的出现。
陈瑞华：刚才李贵方博士事实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审判给人的印象是书面审——90％的证人不出庭，这样证言笔录就作用重大。我们知道笔录是不稳定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会有很多种说法，但由于未建立证人出庭制度，究竟采用哪次证言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现在看来306条第三个罪名，如果真正建立证人出庭制度，王丽律师的那个观点立即就可以变成现实。一个人在法庭上的证言要经过宣誓。作为独立的个人，你作伪证，责任自然由你承担。但现在证人的责任是没有追究。因为90％不出庭，这样如果律师在证言的改变中起了影响的话，抓律师就有正当性了。我同意306条不是某个条文的存废问题，是宪政问题，也是诉讼程序的改革问题。306条废除了仍然可以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书本上的306条还有正当性，实践中很多问题就全暴露出来了。这实际是一个刑事法治的综合症。
同学三：我想问一下温局长，在检察院实行了主诉检察官制度后，增强了检察官的责任感，您是否认为正是因为责任感使他们更加希望利用306条来限制律师，从而导致恶性循环呢?您能不能谈谈他的副面作用？
温局长：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主诉检察官的副面作用。因为这个制度并不是要在办案中追究律师的责任，其基点是如何保证办案质量。另外在这个制度实行中强调两点：证据意识、法律意识。在整个案件中对案件的证据及其定性负责来考虑最后的决定。主诉检察官在案件的处理上有一定的决定权。对以往的审查起诉制度可以说有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有几个方面，第一，在用人机制上，并不是说都可以当主诉检察官的，另外就是要保证办案质量而不是要对律师怎么样。而且我们特别强调，欢迎律师与我们交换意见，他们对我们的监督更有专业性。所以，我们欢迎与律师更大范围的沟通。谢谢大家。（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