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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想说明一下经济学的分析语境（法律不是我的专业，我对法律外行）。一般来说，用古典经济学讨论制度问题时，有三个基本假设，假设一个统治者或者说立法者，（1）他是仁慈的，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2) 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并且也知道每个人的效用函数；(3) 他是言而有信的，说话算数，不会反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是个次优的世界，（1）统治者不一定是仁慈的，都是自私的，特别是作为政府科层组织的成员，官员往往也主要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让我们相信一个人一旦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他的道德水准就迅速得到了提高（事实有时候可能相反）；（2）他们往往比我们还无知，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知道该干什么，但那些立法者或官员往往并不清楚实际中发生什么，他们的信息往往依赖于基层的反馈，并且与我们一样，除了知道自己的效用函数之外，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效用函数；（3）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他们往往言而无信，统治者是不可置信的，就象政治家不可置信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强调法治才有意义。这是最近以来经济学家谈法律、规则或制度的基本预设，也是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所在。除此之外，经济学家并不对所有的法律、法规作过细的区分，他们通常并不关注法律制度、规则等各概念之间的区别，而倾向于认为所有的规定都可抽象到同一层面上，都统称为规则或制度。而就对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最根本的尊重而言，经济学与法学并无二致。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谈问题。
（三）
我们都知道，规则在这个社会中很重要，而法治是最崇高的一个规则，是可以规则其他规则的最重要的一个规则（原则）。一个规则在设计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有这么几个与信息有关的基本问题。由于规则设计者和规则调整对象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当然现实中还有权力不对称、财富不对称等，但信息不对称是一个更基本的不对称），在此情况下，规则设计者就要考虑：（1）被调整的对象都是足够理性的，有选择和自控能力的；（2）任何规则的设计都要考虑未来不确定性，因为现实是不确定的，它的描述不可能绝对完备，但模糊度要趋于某个最佳水平，当法律必须由立法者的代理人实施时尤其需要注意这种“度”的把握；（3）必须要有共同的知识，规则设计者和被调整对象之间必须有足够的共同知识；（4）规则的产生和变迁是某种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或整个利益格局调整的产物。下面我以几个例子分别来说明这些问题。有些还是真实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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