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系中的司法起诉-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移转（Diversion）
　　　　我们已看到警察在起诉（prosecution）中的作用以特定形式（in　an　ad　hoc　manner）发展，几乎被赋予了无限的自由裁量权（unfettered　discretion）。在移转中这种裁量权与诉讼中其他方面一样普遍。由于CPS（皇家起诉机构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已被嫁接（graft）到一个先行存在的体系中，因而它能对本应移转而未被转移的案件起作用，对于本不应移转却移转了的案件则无能为力。因此，任何普通法司法（common　law　jurisdiction）中运用“机会”原则（“opportunity”　principle）对起诉移转的调查都像集中于起诉机构（prosecution　agency）一样也集中于警方。
　　　　移转后面潜在的基本思想很简单。六十年代十分引人注目的犯罪学标签论（the　criminological　labeling　theory）的观点之一，即对罪犯（尤其是尚未自我认同为犯罪人的初犯unsophisticated　criminals）的制裁可能是弊大于利。据此可见，移转应是处理较小的案件（包括大量的藐视法庭罪犯犯罪人Law—abiding　offenders）的可选方法之一。许多国家几乎只在青少年犯罪中采纳这一理论。既然移转的潜在前提假设是选择处分的目的在于使累犯（recidivism）减到最少，那么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功利的”（“welfarest”）而非“拘于律文的”（legalistic）(后者是根据审判方法justice　approach)。该研究还包括了对犯罪人性格和家庭环境(family　environments)的评价与对他们未来行为的预测。Hancock发现该研究导致了以阶级因素（factors　related　to　class）为基础的模式化（stereoty　Ping）通常犯罪被认为与阶级、年龄环境等因素有关，这一观点有官方数据和法庭工作观察所得的经验支持。如果这些事实真是标签化的过程的部分产品，那么该研究（以及Sansers和Young1994年进行的诸多类似研究）似乎表明功利的方法促进了标签化过程。具讽刺意味的是，移转也许恶化了问题，而不像设计中那样改善了它。
　　　　英国于80年代接受了成人案件的大量移转。定期发行的内务部工作指南（Home　Office　guidance）提醒警方不仅注意青少年犯罪的移转也应注意成人犯罪移转。它列出了警方应考虑的“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因素（例如，犯罪的严重性，罪犯的前科记录offenders　record,被害人的态度，罪犯事后的态度和行为），类似因素在CPS条例（code）中也有体现，到1992年，所有被发现有罪成立应受警告的成年人中的24％实际被警告（cautioned），而1978年仅4％（青少年犯罪中两年份相关数据分别为，1992年78％、1978年49％）。比例大幅上升是否表示大多数可移转的案件实际被移转呢？Evan对于已成年青年犯罪的研究说明情况并非如此（第七章）。应被移转案件实际被大量移转这一事实发生的前提是由”警察文化”(cop　culture)培养的对“法律和秩序”的态度的改变。诉讼甄别（presecution　screening）很少将起诉改为移转尽管甄别是CPS的主要工作（key　Yaim）。在所有促成移转决定的信息都来自警方的情况下，警方态度起决定作用也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