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系中的司法起诉-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在1993年报告中说不理解这些细微之处，正如Field在第3章中指出的那样，英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是不可能的，De　　ga　ma　主张，CPS－警方的体系的目的是使警方回复到它原先维护秩序的职能，而起诉成为其次要职能，如果de　Ga　ma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又该允许警方对起诉控制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这样（而且警方只作为政府的隐蔽代理人），那么这一体系就会如预想的运行，而且变化就不会是无视皇家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了。
　　　　英国警方和检察官间的关系，现在可能更多的表现出冲突的特征，Stanko在第十二章中指出。尽管她认为在美国这些冲突不普遍，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冲突在英国就是普遍，但是比了解数量更重要的是确定了那些存在冲突的案件类型；检察机关在那些警方的特定目标（例如维持秩序oeder　maintenance）而言有特定重要性的案件中，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特定目标（例如）判决的确定性　（certainty　of　conviction）置于警方的特定目标之上呢？答案尚不可知。正如Vennard在第10章中表明的，因为在不同的起诉机关存在影响起诉权实施的文化、地理差异，所以我们从大体上相同的司法中归纳出一般结论有多大用途，这一点甚至还不甚清晰。即使检察机关确实把定罪的可能性放在首位，也不是对抗审判不公，因为定罪的可能性通常与起诉有关，就像Leng　et　al　指出的，如果警方把案件制作得看起来证据充分，那么警方和起诉的目标就达成一致，审判不公的危险并不会减少。
　　　　如果研究表明起诉是法律执行的工具，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也不应感到担忧，尽管这一方面可能支持了传统的立宪主义者，而另一方面民权解放者希望约束警方。除非起诉像大陆法系中那样成为自动化的行为。否则排除警方的这种为了更广泛的警方目标之利益而操纵的起诉权，就是不可能的。判断警方行为时，起诉的终极目标总是被作为理由。因为除非在没有任何的犯罪证据时就能允许拘捕，否则对拘留合法性的审查就必须有证明可能被法庭审判的罪行，进一步讲，在关于白领犯罪和规则的文章中，认为起诉仅是一家服从性机构的手段（an　armoury　of　compliance　　mechanisms）的理论屡见不鲜。正是把犯罪学文章从关于刑事司法的文章中人为的分离出来的做法，模糊了法律执行和“规定”及“管辖”范围内(regulatory　and　spheres　of　activity)的起诉，这两者间本质相似的联系。直到最近的英国刑事司法的文章才对前者做了本质的论述。
　　　　我们已经看到，CPS的成立显然是要减少审判不公，减少决定中的不一致，促使更多的案件移转。无疑，在其他司法中的检察机关背后也是相似的原理，我们也看到，几乎没有理由相信CPS或其他类似机关成功的实现了第一个目标。那么第二个目标呢？现实是，检察机关又一次更多的被警方控制而非相反，那些可能被认为是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也就是说，与政府法令不一致的起诉决定形式，却完全合乎工作法规的应用，这一点在至今为止的所有研究中表现明显。正如Layze观察的，如果一些警官忽视一些罪行而另外一些警官则热衷于惩罚这些罪行，那么就产生了不一致的起诉决定形式，这也正是法院通常没有注意的，只要有定罪的充分证据，英国的法院就不会考虑被起诉者的公平权利。于是，CPS和类似的检察机关就不会驳回这样的案子，（因为他们考虑的也是定罪而非公平），这样，CPS当然就对警方不予起诉的案子置之不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