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领域和价值特性的不同。
宪法作为最高的、根本性的规范，研究与调整国家权力的存在、活动方式及其作用，对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领域都予以原则性的规定，具有浓厚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而行政法是专门研究行政权的一种体系，部门性的特点比较突出，价值中立性也比较明显，“警察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化更是决定了行政法发展的非政治化趋势，专业化的文官制度便是很好的例子。
2．调整原理和学科联系的差异。由于
宪法的政治理念性比较强，在具体的调整方法上往往与政治学、法哲学等学科相互联系，往往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加以原则性规范，很少含有法律责任的要素；而行政法的概念与体系的确立往往各多地依赖行政学、民法学等学科，其技术性、专业性色彩浓厚，对事物通常作详细、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法的强制性要比
宪法明显得多、直接得多。
3．发展趋势的各自分立。在中国，宪政精神的充实方式主要是指“
宪法的司法化”，即通过
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可以说，
宪法能否司法化是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宪法学的标志，
宪法诉讼和
宪法监督将成为宪法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随着行政活动的多样化与行政现象的综合化，行政法的调整领域已从公法领域扩大到私法领域，“行政法的私法化”成为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并直接影响着行政法体系的构成，行政指导、行政契约以及行政程序的法典化将成为21世纪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重心，行政法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总之，中国目前
宪法与行政法的总体发展处于同一阶段，而且行政法略为领先，不客气的说，几十年来
宪法领域并没有为行政法的发展提供什么理论基础，而是行政法独立的构建了自己尚不成熟的理论价值体系。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绝不是简简单单的“
宪法的动态部分”，它对
宪法的原则予以具体化，并对符合
宪法方向和精神的许多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及行为予以规范，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宪法的发展。实际上，从行政活动实际需要的角度来研究行政法，要比从
宪法的角度研究更客观一些，更实际一些，即使目前很多学者并不承认这一点。离开了现实的行政管理活动，否定或抵制行政管理实践与行政法的密切联系，单纯地指望并不充实的宪政精神的指导，行政法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一种部门法上的独立地位也将被完全的抹杀。因此，
宪法就是
宪法，行政法就是行政法，“
宪法与行政法学”的设置绝对是欠妥当的。两者在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思维方面都是不能混同的，片面的强调其共性，无视两者的巨大差异性，硬性地将
宪法与行政法捏在一起是绝对不够科学的，也是不利于这两个学科的各自发展的。尤其对于行政法学来说，如何正确地看待行政法与
宪法的关系，将成为影响行政法学研究方向的重要因素，也将是行政法的部门法地位能否得到实质性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