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泽登俊雄亦认为第四八条为积极责任主义之立法，结果终将因目的主义之要求，而致逾越行为责任范围，终致责任主义保障人权之机能逐渐萎缩。再者，第四八条第二项虽规定：【刑之适用，。。。并应以犯罪之抑制与犯人之改善更生作为目的。】但是，由于改善与社会复归目的，唯有在消极责任主义之下始克达成，草案既采积极责任主义，其结果将倾向于重犯罪抑制（一般预防）目的、轻社会复归作用，而严重阻碍刑事政策之发展。因此，泽登俊雄主张改采消极责任主义，并且删除草案中之【犯罪之抑制与】数字，亦即首先规定【刑不得超越犯人之责任限度】，然后在规定刑之适用、以犯人之社会复归作为其目的。泽登俊雄之主张，实系深受西德单面责任主义之影响所致。
单面责任主义，乃为尽量排除
刑法中哲学与道德之色彩，并促使
刑法自由化与人道化。其主张：国家刑罚既非哲学理念，亦非宗教制度，国家刑罚只不过是一种以保护社会共同生活为目的之人类制度，因此，刑罚权之根据应该在于【法益保护】，至于刑罚目的，则应置于促使行为者复归于法共同体之上，亦即促使行为者再社会化。法官量刑时，既然首先应考虑刑罚之社会复归作用，则以往所谓之【刑罚应与责任成正比例】（Proportionalitat von Schuld und Strafe）的主张，即不可采。至于所谓【赎罪】、【威吓】、【民族确信】等概念，皆由来于人类非理性的应报本能，亦不可采。
只是，本于法治国家之基本原则，任何刑罚之赋科，皆应以行为人具有刑事责任作为前提，【无责任即无刑罚】（Keine Strafe ohne Schuld），此一基本原则，绝对不容否认，洛克逊等亦同意此点。不过，彼等反对以责任轻重作为刑罚赋科之根据，认为责任对刑罚而言，仅具有防止过当考虑社会复归作用而致侵害人权之功能。所谓单面责任主义，最重要之意义即在于：责任仅有限制刑罚之机能（刑罚不得逾越责任之程度），但是，责任并无构成刑罚之机能（具体刑罚之量定，仍应本于社会复归之考虑）。
伍、量刑基准之确定
早自十九世纪末期冯爱尔巴哈（Feuerbach）提出【国家权利之界限，应独立于国家权利活动之目的外】之主张以来，德国学者多以为法治国家与社会国家应为不同之概念，国家行使权力虽为谋求社会福利，但国家权利之行使仍不得逾越法治之界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二八条第一项所以规定：【各邦之
宪法秩序须符合本基本法所定以法治为基础之共和、民主、社会国家之原则。】，亦系本于上述观点。
西德一九六六年对案第二条与第五九条所反映之单面责任主义，认为刑罚之目的在于法益保护与社会复归，但是刑罚权之发动，仍有一定界限，此一界限即在于行为人之行为责任，是亦本于【刑罚目的】与【刑罚界限】在概念上应予区别之观点。而刑罚目的与刑罚界限之区别，正犹如社会福利国家与自由法治国家之区别，基本上皆为防止过当考虑目的要求而致侵害人权情事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