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于一九七二年公布改正
刑法草案，确认责任主义不仅关系于犯罪成立与否问题，并且亦为量定犯罪者之刑罚的基础，第
四八条第一项规定：【刑，应依犯人之责任量定之。】由此可见，其亦深受上述双面责任主义影响。
二、单面责任主义
一九六0年代以后，西德学者则逐渐扬弃康德、黑格尔以来传统的应报思想，改由刑事政策角度赋予责任新的含义，以期达成刑罚制裁合理化之目标。克劳斯。洛克逊（Claus Roxin）遂提出[单面责任主义]（Einseitigkeit des Schuldprinzips）以取代早期之双面责任主义。
单面责任主义之重要具体主张有二：（一）责任是为了刑罚之前提，刑罚之重轻不得逾越责任之范围。（二）基于预防之考虑，有责行为并非一律皆须赋科刑罚。据此，责任公为刑罚之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亦即，刑罚之存在系以责任为前提，但是并非一有责任即必须科以刑罚）。同时，由于过去双面责任主度主张：责任为刑罚之充分且必要条件（亦即，有责任必有弄罚，有刑罚必有责任），为有别于双面责任主义，故将此种理论称之为[单面责任主义]。
一九六六年间，由十四位西德与瑞士的年轻刑法学者共同草拟之[刑法典对案、总则]，正式公诸于世。一九六六年对案系采取批判一九六二年政府草案之立场，一经公布，立即广受学界重视，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公布施行之西德新
刑法，即系根据一九六二年政府草案与一九六六年学者对案折衷而成，一九六六年对案之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六六年对案第二条，首先规定刑罚与处分之目的及界限，其内容如下：[（一）刑罚与处分系以保护法益以及促使行为者复归于法共同体为目的。（二）刑罚不得逾越行为责任之程度，处分仅于公共利益优越之际始得不之。]。此外，同法第五十九条再规定量刑之基本原则，其内容如下：[（一）行为责任决定刑罚之最高限度。判断行为责任时应综合一切有利与不利之情事。不得反复利用法律上之行为情事，并且不得考虑不应归责于行为者之结果，行为前后之态度，仅于可用以推测行为责任之程度时，始得被考虑之。（二）由行为责任所决定之刑量，仅于为达成法益之保护与行为者复归于法共同体所必须者时，始得达到此一最高限度。]如此规定，对于传统的[为抵偿责任而赋科刑罚]之观念，形成极大挑战。
西德刑法学界在刑罚论方面，责任主义之魅力仍未见稍减，但是责任之内涵已有转变趋势，例如洛克逊等草拟一九六六年对案之学者，主张化解责任观点与预防观点间之对立关系，以刑事政策之必要性，作为责任之内涵，这种单面责任主义，日渐受到学界重视，在日本方面，学者阿部纯二、掘内捷三等，即对此类理论寄予相当重视。亦有不少日本学者采行类似之主张。
例如，日本之一九七二年改正
刑法草案公布后，平野龙一即对其中之量刑基准规定展开批判，认为：改正
刑法草案第
四八条，系以哲学上之责任作为首要原则，认为对应于责任所为之应报，其本身即足以使得刑罚正当化，而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之目的，并非刑罚正当化之要素，不过系补充考虑之事项而已，可见草案乃绝对应报刑之立法。第四八条所贯彻之责任主义，并非【无责任即无刑罚】之消极责任主义，而系【有责任即有刑罚】之积极责任主义。采行积极责任主义之结果，则易于增设新地犯罪类型，并扩张既有犯罪类型之成立要件，而导致重型主义，通往【犯罪化】之道，并且，由于期待国家达成维持伦理秩序之任务，遂易于导致重国家法益、轻个人法益之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