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因限于主题，不准备详细讨论社会变迁与宪法规范的关系问题，而将着眼点放在由良性违宪的讨论而引起的对我国宪法文本的反思，进而对
宪法文本与
宪法权威的关系作一探讨。
宪法权威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
宪法的稳定性。
宪法作为规定国家基本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法，应该具有较一般法律更强的稳定性。很难设想，一部朝令夕改的
宪法会有很强的权威性。美国宪法制定了二百多年，至今只有27条修正案， 正是
宪法的稳定性，保证了人民对
宪法持续的敬仰。反观我国宪法，自建国后已经制定了4部，而且几乎每一部都是在推翻前一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说这4部
宪法的制定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所致，那么1982年
宪法制定至今，短短20年，就已修改了三次，有了17条修正案，而且，按照每开一届党代会就会有一次
宪法修改的惯例，我国的
宪法还会这样一直每隔5、6年修改一次。这样频繁地修改，使人民对
宪法的信仰大大降低。
导致
宪法频繁变动的原因，除了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变动剧烈，
宪法需要反映这种变化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
宪法文本本身的原因。我国宪法除了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程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外，还有大量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规定。在
宪法中规定国家的基本政策，这是与我国对
宪法功能的认识和立宪修宪的指导思想相适应的。我国宪法在序言中宣称：“本
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
宪法是对人民斗争成果的确认，那么规定最新的成果就成为理所当然。同时，我国的修宪指导思想是对党的最新政策以
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以此赋予政策
宪法上的正当性。所以，不管是1982年
宪法还是此后的三次
宪法修改，都是以当时党的文件为蓝本的。例如，1999年的
宪法修改中的第
13、
14、
15、、
16条修正案就是对十五大报告的原文照抄。在这样的修宪指导思想指导下，
宪法必将是党的政策的随从，跟在党的政策后亦步亦趋。这种制度的弊端至少有一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