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折衷的角度来理解，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时间序列，又是一种文化形态。它包括连续性、问题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相辅相成。又延伸出了两种意见：
　　1.）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是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费耶阿本德等。其理论
　　的主要特征是否定性，侧重于对旧事物的摧毁，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因而带有否定
　　主义、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
　　2.）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是罗蒂、霍伊、格里芬等。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建
　　设性。面对现代主义的危机，他们既不是“袖手旁观”，更不是一味地否定，而是侧重于积极寻求解决办法，重新建构世界的“蓝图”，重新建构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因而他们的哲学摆脱了否定主义的困境，带有更强的建设性、积极性和乐观性。
　　朱苏力对后现代的理解的起点是从文化形态的描述开始的，他借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观点认为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线发展的，从而否定了后现代的时间序列，自然而然的引出了他所理解的后现代基调：后现代甚至主要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指近代以来某些学者大致共享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3]态度决定一切，对后现代的态度的不同直接导致了朱苏力与季卫东的交锋。朱苏力强调后现代给予人们解脱现代主义的压抑的一种的途径，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思，这样的反思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所以朱苏力又作了变通企图借用实用主义的手段，提出了他的后现代仍然是建设性，于是朱苏力搬出了他的本土资源来表明建设甚于批判的立场。针对季卫东现代主义的建构理性的高速公路，朱苏力秉持着农村包围城市的理念，选择的是一条乡间小道，而他的后现代观念就如星星之火一样，几乎要照亮了整个农村。当然朱苏力也看到了这条路并不是好走的，他表示后现代思潮尽管言之有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也许是无法全面附诸实践的。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而只是具有后现代反思倾向的现代主义者，后现代在他眼里不过是一种训练思维的工具 ，是一种用，而非体，而他的本土资源到恰恰是体。
　　二．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分野
　　现代化给人的感觉是国富民强，从建设四个现代化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承载着厚重的使命。在法治这一领域法治现代化也被赋予了极大的希望，那么到底现代化的作用有多大，怎么样才能真正的现代化，是不是现代化以后就什么都搞掂了？朱苏力在现代化的问题上确实给理性建构者提出了一些麻烦，虽然在他没有点出不要现代化，可是他的潜台词中暗含了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行的，那么朱苏力是不是如卢梭一样的认为人们应该否定文明的发展而返回到一种所谓的黄金时代呢？显然朱苏力没有这样的保守，他仍然对法治现代性充满希望，也就是他的本土法治理论的附诸实施。他在理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区分上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现代性与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通常理解的现代化是指以工业化为发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它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无疑，现代性具有这方面的“面相”，它可以“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然而，现代性更多地是在欧洲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虽然现代化是现代性“化”的过程，但现代性却不是任何一种现代化的结果。这样的话也就绝不能从果推因，即使现代化的结果令人难以接受，也不意味着现代性的必然失败。朱苏力也注意到了法治现代性的必然，可他别出心裁地区分了现代化的多样性，认为本土资源才是现代化根本推动力，而本土法治才是中国真正的法治现代化。朱苏力在论证他的本土情结时，采用的是一种反证法，他通过秋菊的困惑与山杠爷的悲剧来展示法治现代化给乡土社会带来的恐惧时，过于强调一种对大众情感的分析，而没有考虑到人对一种东西的恐惧心理是一种边际效益的递减的过程，对制定法的恐惧心理并不能成为拒绝法治现代化的步伐的理由，等到了大家都看到了制定法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害怕它时，法治现代化就水到渠成了。地方性知识是朱苏力维系他本土情结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他一直认为法律是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发明，于是发现地方性知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与其象建构理性者那样坐而论道，不如深入到基层进行田野调查，在他眼里发现者比发明者更有成就感，就象是因为你发现了而不是发明一种新元素而获得诺贝尔奖一样。发现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而发明只是对现有的组合，从思维意义上发现更能体现人的思想的深邃。朱苏力就是这样一个以思想深邃自居的人，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尽管朱苏力的思想很深邃，但他的本土情结却往往会给人以一种困惑：
　　困惑一：法治vs地方性知识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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