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监狱法的一些内容同
刑法和刑诉法有相互冲突之处，例如在有关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的条件和程序方面。由于在立法上缺乏通盘考虑，
监狱法颁行不久即被随后修订的刑诉法和
刑法修改了其个别条文，尽管某些修改是必要的，但这种间隔太短的突然性修改难免有损刑事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协调性。
3、
监狱法的权威性难以得到公众认同。作为国家刑事法律体系中的主干法，
监狱法不仅调整监狱同罪犯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还调整监狱同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在行刑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
监狱法实际上处在一种行业法的地位上，许多人误认为
监狱法就是“管监狱的法”或“管犯人的法”，全社会都应当遵守
监狱法，都有义务协助监狱做好对罪犯的改造工作这一意识十分淡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同监狱立法的粗疏性不无关系。
（二）行刑权的分散性及非均衡性
行刑权是国家刑罚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行刑活动是刑事司法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但就我国现状而言，行刑权的独立价值远未受到充分关注。目前，在行刑权的设计和运作上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行刑权主体过于分散，在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中，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均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行刑权，行刑权主体过度分散，不利于行刑机关权威的树立和行刑权的有效行使，也不利于刑事司法权力的合理分工和行刑效益的最大发挥。二是行刑权的非均衡性，即在刑事司法权力的架构之中，行刑权相对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同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等形成有效的制衡和协作关系，与此同时，对行刑权的监督又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不能有效地规制行刑权的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