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中国法的动力效应
“相对人这个认识主体来说，法的功能和作用就是认识的客体”（11）。当代中国法反映到人的大脑后，指导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普通公民确定了“崇 法”、“明法”、“法必明，令必行”的思想，调控社会组织和公民为“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求乐，辱则求荣”的愿望而行动起来。
（一）人权秩序得到稳定。20年来，人的居住权、生存权、经济权、政治权得到较好的规范。二个典型：一是摘帽行动。在文革期间，人的名誉权、居住权、通信权、劳动权、教育权等受到严重破坏，右派，出身为地主、富农的及其子女，出身为工商业者的及其子女，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等，均列为被管制对象。1978年4月5日，中国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9年1月11日后，中共中央相继制定并批转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地富子女成份问题决定》、《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关于地方民族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关于对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政策的规定》（12），摘帽行动使“七千万人” （13）重新获得了公民权。
二是四份“万言书”。自1994年以来，一些公民就中国前途命运发表言论，第一份是1994年至1995年的《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第二份是1995年的《未来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第三份是1996年至1997年的《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第四份是1997年的《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14）。在此，我们不讨论“万言书”的正确与否，仅从这种表现形式━与执政党的意识相左的观点表达，倒退20年，起码要揪出4个右派或左派。但事实并非如此，“民间言论，自生自灭”，
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这四份“万言书”现象中得到充分印证。
前者作为，后者不作为，都是“崇法”观在执政、执法者大脑中的反映。
（二）治国秩序得到规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把治国行为纳入了法的轨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重大决策，通过立法予以确认。如1988年2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
宪法的建议，“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允许转让土地使用权”。1988年3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
宪法的决议。《
宪法》第
十一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宪法》第
十条第四款改为“土地的使用权予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3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就“计划经济”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
宪法的建议。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共修改
宪法8处，其中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写进
宪法，将“改革开放”写进
宪法，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用“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15）。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了最高权力机构的权威和治国的理性。如《
民法通则》从1979年8月成立起草小组，到“1986年4月12日方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6），历时七年时间。《
公司法》从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开始，经历了1985年的《
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2年5月的《
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到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7）。《破产法》于1980年12月成立起草小组，1986年6月和9月，《破产法》（草案）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均未通过，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方对进一步修改后的《破产法》予以审议通过 （18）。三是依法治国初具雏形，行政行为全面纳入法制轨道。《
行政诉讼法》、《
行政处罚法》、《
国家赔偿法》、《
立法法》相继出台，使行政机关管理社会活动必须秉承依法办事原则。由此使“行政机关承担了80%的执法任务”（19）。与此同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加大了对权力的监督，仅“从1993年至1996年3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83900多件，结案633800多件，给予党纪处分的632000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的20000多人，地厅级以上的1600多人”（20）。去年以来，司法机关对成克杰、胡长清等高级官员处以极刑，充分证明当代中国“权力来源于人民”、“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