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注重实质正义的关于腐败的概念着重于合法性评价和价值定位，或者说它强调的是一种违背合法价值的结果——一种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不当行为和结果。它只从道义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腐败的画像，但如上文分析的那样，不论在现实的发达的交易社会，还是在权力私有化的世袭制社会，这幅画像注定是模糊不清的。在我看来，腐败的种种行为表现是无法用一个简单的道德定义来穷尽的。
然则我们能否尝试从其他角度指出这些行为的共同属性？如果可以，那么这种新的概括有何意义？这是需要继续回答的问题。诚如前言，传统腐败定义空泛无当的缺陷已足以成就另辟蹊径解读腐败之必要性，此其一。其二，为了实现将相对剥夺理论运用到权力领域，以量化的方式分析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我们也不能仅仅用道德化的眼光来审视腐败问题。
如果说传统思路是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对腐败进行诠释，那么一个新的可尝试思路就是抛开已经有点意识形态化的正义观念的束缚，而纯粹从形式主义、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腐败。——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腐败行为的另一属性，即它的手段性。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权力是一种可通过某些途径外化的资源，具有量化分析的可能。而腐败正是权力资源赖以分割和转化为私人利益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由官员独自操作（比如贪污）或者与相对方通过某种协议共同操作（如受赂后利用职权为其谋利益）。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随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组织过程”而产生的，“新的财富和权力资源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无法得到合法的满足，就必然会出现贿赂或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26] 现代化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它增强了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法律，也对公务员提出了更高的职业和道德要求。应该说，民主制度的应有之意就是要对官员施以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官员们须得忍受比百姓更大的“牺牲”。有时甚至还会被加以“不合情理的清教式的标准”[27]。这样，不可避免的制度与人性之间的矛盾便产生了。
根据经济学上“理性人”的假定，个人在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理性的，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在决策之前要仔细计算，力求一个于己最有利的结果，即最大限度地追求他认为于己最有价值的东西。而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在政治活动中的个人如同在经济生活中一样，同样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28] 差别只不过是因为政治合法性的脸谱需要，这种追逐私利的活动比在私人市场活动中要隐蔽和复杂些而已。因此，一种好的政治制度不应当否认政府官员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而只能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设法使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结果是实现国家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追求并不总是同集体利益追求相违背，因为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中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最终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29]。从上述理由出发，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在民主政治模式的安排下他们的目标直接地表现为追求公众福利的最大化，但后者仍然只是一种为其最终目标服务的手段。由此也许可以假设：掌权者存在一种天然的心理趋向，将其手中握有的权力资源与自己的个人利益重合或等同起来[30]。换句话说，他会趋向于以为自己拥有的权力乃是其私产。尽管道德、良知、舆论和制度等因素将不同程度地遏制甚至消减这种心理趋向，但是只要承认趋利避害仍是人之本性，只要考虑到“权力趋向于腐败，绝对权力趋向于绝对腐败”这一箴言所体现的那种无奈的宿命感，我们也就不能完全否认这个假设的合理性。一旦掌权者将权力当作个人利益，就天然会潜伏着化公为私的冲动；而任何事实上尚未为其收入囊中的权力资源，在他看来，就可能是对自己利益的侵犯；这部分利益越多，他的被侵犯感、被剥夺感就越强。
综上所述，鉴于权力是一种极具潜力的资源，掌权者基于人性的自私，总存在着将资源化为己有的心理趋向。而国家和法律给定的资源分配状况一旦无法满足其要求（事实上几乎无法完全满足），腐败作为一种非法的资源分配（转化）手段就很难避免。而国家适用于官员的规范标准越高，表现为给予的合法资源越少，则其产生的心理落差就越大，相对剥夺的感受就越明显，实施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腐败定义为：掌权者违背法律既定的权力资源分配秩序，以法外途径将自己掌握的那部分权力资源化为己有的手段/过程。
三、剥夺与满足——腐败的发生与遏制
权力资源的相对剥夺，是指掌权的官员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权力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剥夺。掌权者将自身的处境与一定参照标准相比较，发现自身处于某种劣势，从而产生失望、不满等消极情绪，这种情绪是导致腐败产生的重要心理原因。所谓“自身处境”可概括为其握有的权力资源状况，及自己获得的社会对待：社会地位、职位声望、收入状况等。比较的结果是掌权者感觉到自己的权力被剥夺；被剥夺感的程度越高，则其在心理上趋向于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解决腐败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正视和设法消除官员的被剥夺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