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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李清凌：《西北经济史·尾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 邓正来：《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4] 参见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15] 马戎、潘乃谷：《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府村调查》，马戎、潘乃谷主编：《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16] 马戎、潘乃谷：《内蒙古北部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模式》，马戎、潘乃谷主编：《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社会人类学论丛第22卷），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虽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可我们却用了世界上35％的化肥。大量盲目施用化肥已成为一种掠夺性开发，不仅难以推动粮食增产，反而破坏了土壤的内在结构，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有关资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大部分土地有机质含量是7％，现在下降至3％至4％，流失速度是美国的5倍。农药的过量施用对环境的危害更大。建国初期我国施用的666等农药，化学成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分解。参见林嵬文《专家呼吁高度警惕“农业污染”──撒化肥应像吃盐一样仔细》，《经济参考报》2001年2月13日。
[17] 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西北游牧民族的共同“情结”。比如内蒙古地方父老口碑承传说：成吉思汗曾经说过：“有一天我的子嗣们放弃了自在的游牧生活，而住进用污泥造成的房屋，那就是蒙古人的末日了。”转引自马戎、张敦福：《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发展模式》，马戎、潘乃谷主编：《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社会人类学论丛第22卷），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18]相关资料及论述可参见费孝通：《边区开发：赤峰篇》，斯平主编：《开发边区与三力支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 系撒拉语，意为“现骆驼戏”，多在举行婚礼时表演，内容为追记撒拉先民从中亚一带迁来的经过。转引自郝苏民主编：《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20] 郝苏民主编：《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21] 参见费孝通：《边区开发：赤峰篇》，斯平主编：《开发边区与三力支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
[22] 参见王斯福：《中国风水：历史与文化》；[日]渡边欣雄：《中国风水与东亚文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载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3] 土族社会的这种特定“时空设置”实际上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其重构不是一个用现代性因素完全彻底地取代传统因素的单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问题。时空设置中的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并存，才是普遍现象。参见高丙中：《时空设置的构造与重构：以土族为例》，载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 拉普普：《住屋形式与文化》，台湾境与象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另参见罗汉田：《庇荫：中国少数民族居住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25] 可参见[英]A·J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特别是关于“都市化与人类健康”、“城市乡村”的部分），罗蕾、王晓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6] 这种丧葬礼仪说明，死亡，并非虚无与寂灭，不是永恒地不在，而是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存在，或是再生的准备阶段。丧礼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过渡生命的舟船与桥梁。参见郭于华：《生命的续存与过渡：传统丧葬礼仪的意识结构分析》，载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7] 苏力：《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从司法个案透视》，《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28] 苏力：《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从司法个案透视》，《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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