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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千差万别的生存环境下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多元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和互动也使其生态治理习惯的调适功能得以发挥整体性效应。甘青特有民族的生态文化在某些方面也体现出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29]。可以说，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宽松，对于缓解目前已出现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在着积极的意义。有效利用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资源，人类21世纪的生存环境将仍然是美好的。
2001年2月18日初稿于北京西苑
2001年10月25日晚完稿于西北师范大学
注释：
[1] 参见吴国盛：《环境问题的学理根源》，载《现代化之忧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 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在不断地引进国外环保经验并极力推行时，却对本国的本民族的环保经验熟视无睹；相反，一些国外环境组织却在关注中国民众的环保经验，并不时时机地将一些成功作法“为他所用”。比如六七十年代，我国城市一些废品收购网点所创设的垃圾分类的作法，现已完全“漂洋过海”，并“安家落户”于西方发达国家。相关内容可参见曲格平的有关论述。
[3] 在发展主义的逻辑中，似乎生存是个底线，而发展总是对生存进行“锦上添花”。此看法没有看出“生存”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的限度内，发展是对生存的完善和促进，但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发展就会反过来构成了对“生存”的威胁。这个度就是生态自修复能力的极限（盖娅）。在临界点附近，生存与发展已然冲突。可参见吴国盛：《豁出“生存”搞“发展”》，载《现代化之忧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4] 参见路明：《西部生态建设为何劳而少功》，《科学时报》（北京）2000年7月4日。
[5] 作为一个肥料经纪人，何塞·卢岑贝格对现代农业产生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与其使用化肥消灭害虫，不如促进植物健康生长。参见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黄凤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6] 参见邓正来著：《法律与立法二元观》，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页。
[7] 参见邓正来著：《法律与立法二元观》，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1－83页；同时参见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Rules and Order(I)，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p50－51.
[8] 参见罗康隆：《论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9]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5页。
[10] 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的空间里》，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11] 按照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全国基本上可划分为农区和牧区两大部分。农区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季风区，牧区则集中于西北干旱区和西南高寒区。农区和牧区交界处，并非一条判然有别的分界线，而是存在一条农业和牧业两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交错分布的过渡性地带。这条农牧交错带的大致走向为：北起东北的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沿阴山山脉向西，经鄂尔多斯高原的东缘南下，直到云南西部。南北宽几百公里，东西长几千公里。在农牧交错地带内，既非纯粹的牧区，又非单一的农区，而是农牧并存，两种土地利用方式各自独立经营。这个地区正好与考古学上称为半月型文化传播带的地方相吻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农牧交错带的北段，即东部季风与西北干旱区交界的地方，自然环境的变化最明显，人类活动特点也最突出。历史时期则表现为农牧交错带的南北向摆动，文化景观的周期性变化格外引人注目。这条文化景观上的农牧交错地带，恰恰是生态环境的敏感地带，生态结构非常脆弱，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与脆弱性。参见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型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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