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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耕及其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农业生产受汉族生产方式影响最深，但当地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使其不能或不能完全照搬汉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五民族一般都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气候因素，进行具有可持续的农耕生产，并不对农地进行掠夺性经营。东乡农谚“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土族农谚“人不亏地，地不亏人”便反映了农地使用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农业耕作中实行倒茬、歇地、换种、轮种、混种、歇种等方式，给予农地以一定的“休养生息”和自调适的机会，强调农地上农作物生长的“物种多样性”的协调机制。二是使用的肥料一般是农家肥，主要是人、畜（牛，羊，马）粪，还有就是烧野灰，制绿肥，旧房泥，墙、灶、炕的土制肥等。
当然近年来，随着牧业和商业中的收入相对增加，购买化肥农药使用和向汉族地区学习农耕技术的作法开始出现。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仍然相当有限（这一点在自足农业而非商品农业的情况下更为明显），这可能基于其“清真”的生活消费习惯，也可能是由于适宜于当地生长的农作物禀性不喜化肥和农药。例如，东乡族的洋芋的播种量和产量较大，是东乡族人的主食之一。其品种主要有尕麻洋芋、红面洋芋和白杨洋芋等。洋芋种植不但可用浅耕、粗播的方式，而且可以甜种（完全不施肥）。如果使用农家肥则效果尤佳，而使用化肥则适得其反。事实上，现在当地种植洋芋基本上全用农家肥。另外，在田间多以人工方式进行的混种，这样可能会克服现代农业由于驱赶伴生生物而打乱生态系统进而攀升监护成本的弊端，能够更好地发挥各种生物体相伴生长时的生态自调适功能（比如增强抗病虫害的能力）。
可以设想，未来的绿色农业食品，将要求农业生产实行全方位的无毒化、无害化处理。但这无疑需要相关农业科技成果的出台及其相应的推广实施的物质成本。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已有绝大部分农田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及塑料地膜而面临可持续耕种的危机。因此，甘青特有民族长期坚持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使用农家肥的习惯，尽管目前来看产量相对较低，也不是所谓“现代化”农业，但却是在现有的低成本投入下唯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即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大量使用农家肥来保持耕地的自然肥力和农业的可持续性，使有限的耕地在几千年中养育了无数代中国人。”[16] 目前，随着农业投入报酬递减日益明显，人们开始怀疑工业化农业之路。这也进一步意味着，“农业科技下乡”和“现代化农业之路”，在该区域（甚至更广泛的西部地区）必将遭遇极为特殊和发人深省的问题。
（三）复合经济形态的自调适功能
从历史看，甘青特有民族在西北生存发展的历程，其实是一个逐渐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过渡的历程。这一过渡现在还在进行。由于甘青特有民族浓厚的“游牧情结”而使这一过渡进程在强外力干预下“步履蹒跚”[17]。只是建国后，在政府“以粮为纲”的政策推动下，通过大量“开垦牧场”、“拓荒造田”及移入汉民，才使这一进程空前加速[18]。在这一过渡进程中，甘青特有民族便形成了半农半牧、农牧相依、农牧工（手工业）商相互依存的复合经济形态。撒拉族先民入居循化后，便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复合型经济形态。据老人相传和“对委奥依纳”[19]记载，当时，撒拉族主要居住区的街子地方是农业区，“朝上看是个大平原（指街子河入黄河处的三角平坦地区），土地肥沃，河流水源充足，是个安家立业务农的好地方”；苏只地方是牧业区，草山草滩宽阔，是“养羊养羔者的推光阴的好地方”；孟达地方是狩猎区和副业区，“朝下看是一片大森林，做山活者推光阴的好地方”；清水地方是农副业地区，“朝上看是块大田地，往下看是大黄河，是扳筏子者推光阴的好地方”。由此，可以形象地看出撒拉族人从事的是一种符合当地自然生态条件的复合经济形态：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商则商。
尽管这种初级的、简约的复合经济形态在现代主义者看来是一种向现代专业化经济形态迈进的过渡阶段，然而其相互依存和调适的功能对维持（并不是本变加厉）西北地区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仍将具有相当恒久的意义。在东乡地区，绵羊是东乡复合经济形态得以生成的“纽带”。“养羊在东乡地区极为普遍，其作用有四：一是剪毛，每只羊每年可剪1公斤毛，主要用于擀毡或织褐子，有余则出售；二是积粪，每只羊每年可积一垧地的粪（当然仅指圈养的情况下）；三是出售；四是食用。”[20] 由此可见，东乡地区的这种经济模式是具有相对可持续性的典型的复合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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