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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具体个案的实证分析，可进一步印证以上的分析结论。一种表象的基于长期形成的民族习俗和习惯而产生的生态资源破坏或生态阻滞，要进行审慎的分析，并不宜简单加以否定。比如，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8]。之所以关注对民族生态治理习惯或惯习的研究，是因为“惯习观旨在使一种唯物主义的知识理论成为可能；它承认：所有（显在的）知识，不管是凡俗的还是学究的，都预含了某种建构工作的观念，但同时又力争不陷入唯心主义之中。”习惯“这个概念的宗旨主要在于摆脱唯智主义或理智中心论的（intellectualocentric）行动哲学。”[9]
三、甘青特有民族的生态文化：描述与重构
该论题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人口较少的（进而也意味着相对弱小的）特有少数民族能够在特定环境尤其是在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环境中长期生存、繁衍和发展之事实，就说明其必有一种符合生态可持续的制度（特别是非正式制度）维系使然。由此可以说，研究并阐明特有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和生存经验，意义重大。即“通过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认知一种地方性文化，进而发掘其广泛意义乃至普遍价值，使其成为大范围的文化重构（或制度创设）的潜在资源。”[10]
甘青特有民族所居住的区域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点，也是一个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游牧文化的历史交汇点。这是一个攸关中国未来生态变迁趋向的关键地带[11]，因而也就意味着对这一区域的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具有了一种特定的使命和意涵：即以制度主义的进路来审视中国环境法治的生成和发展。
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西北先民就创立了农牧业和手工业，之后又结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一业为主、兼营他业，亦农亦牧、农牧互补的社会经济模式。从今天五民族经济形成来看，可以说正是历史发展轨迹的佐证。“秦汉西北的富强，完全是和民族关系融洽，宜农则农，宜牧则牧，致力于农牧为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果。由于农牧兼营的经济形式，适宜于西北的自身自然条件和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因而一直延续到现代。”[12]尽管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现已遭到极大的破坏，但并不能由此完全归咎于甘青五民族的社会经济活动。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汉族农耕人口的大量移入带来的大面积土地垦植乃是我国西北森林草地急速消失并进而导致荒漠化的主导因素。历代政府对西北牧区资源能力认识的肤浅和片面，使带有政治色彩的移民与开发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
显然，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更多乃是由于外部因素主观化干预或干扰进而破坏源于西北游牧文化并对西北生态环境具有自调适功能的“内部规则”的结果。换言之，“与外部秩序相对应的外部规则尽管是人类社会所不能或缺的治理工具，但是它却不能因此而侵扰甚或替代内部秩序得以生成并得以维持的内部规则，否则自生自发的内部秩序和植根于其间的个人的行动自由就会蒙受侵犯并遭到扼杀。”[13] 事实上，甘青五个特有民族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极为丰富的生态观念及其治理实践曾长期维系了西北地区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西部开发中，并不宜简单地将五民族的生态文化视为原始的、粗俗的和落后的东西而加以鄙弃或所谓“现代化改造”，相反，其中的合理生活消费习惯和经济生产方式正是我们今天弥足珍贵的环保非形式制度资源。下面通过归纳概述五民族的生态文化（见下表），进而对其作一些生态法哲学的初步论辨：
甘青特有民族“生态文化”简表
（以饮食、畜牧、农耕、家居、丧葬、经济形态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的比较）
（资料主要来源：郝苏民主编：《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马戎、潘乃谷主编：《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社会人类学论丛第22卷），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土族：禁食骡、驴、马、猫狗肉；少量自足型牧业（绵羊居多），多以数家合群并在公共草场上放养；实行倒茬、歇地、换种；多用农家肥；依山傍水，相聚屯住，锅灶连炕；火葬（野外火烧）、弃葬及土葬；农牧相依；佛教、道教、萨满教、苯教等多教共存。
撒拉族：禁食猪、骡、驴、马、猫狗肉，禁食所有食肉类的猛禽和异兽；夏秋搭圈放牧，定牧山中，冬季在家圈养，可积肥，奶畜、骡、驴等实行“走牧”； 轮作、复种，肥料一般是农家肥，主要是人、畜（牛、羊、马等）粪，其次是烧野灰，制绿肥，旧房泥，墙、灶、炕的土制肥等；遵崇风水，顺其自然；土葬（“克凡布”裹尸后直接入土），葬礼时散钱于众人；目前是以农为主的农、牧、林复合经济结构；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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