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严打”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应逐步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严打”策略是以刑罚的威慑效应为立论基础的，但刑罚功能的局限性注定了“严打”不是最佳的刑事策略。1983年以来的实践表明，“严打”对犯罪的威慑效应是极为短暂的，并不能从根本上遏止犯罪上升的势头，而其负效应却日益凸现。例如，“严打”期间刑罚的普遍加重、量刑的不均衡使一些罪犯对法律和社会的抵触乃至仇视心理加剧，再加上判刑人数的增多和刑期的总体攀升，致使监狱改造罪犯的物质成本和非物质成本都大幅增加，严重影响了监狱行刑改造的效能，导致再犯率的上升。某些地方在“严打”中所采取的形式主义做法，引起人们的反感，从而动摇了“严打”的群众基础。而最大的问题在于：“严打”无疑是一种政治主导性的犯罪应对措施，其政治意义甚至超过法律意义，“严打”的阶段性、运动化、“战役性”特点，加剧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本来就很突出的司法“行政化”问题，这对于刚刚起步的司法改革明显是有不利影响的。另外，尽管一些学者论证了“严打”不是重刑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是一致的，但问题是，即便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重刑观念浓厚、权利意识相对淡薄而司法体制有待健全的国度，“严打”这一非规则性政治策略的内涵极容易被曲解，从而导致实际执行中的走样，刑事司法中的重刑倾向几乎是不可避免，法律的工具主义价值将大大膨胀，而法律作为社会最高权威的地位将会虚化，这对于法治国家的建构无疑会产生消极影响。
总之，“严打”这一政治色彩和功利色彩过于浓厚的策略，不应是我国主要的、长期的犯罪控制对策，“严打”不是根治犯罪的良方，而其潜藏的对法治权威的损伤，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在现实中应慎用“严打”，不到万不得已不宜使用。在“严打”的实施中，要特别强调“依法”，关注“严打”质量，尽力减少其负面影响。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出发，“严打”政策应当废弃，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包括决策者和立法者在内的全社会的
刑法观念的更新。
三、法治时代的刑事政策趋向展望
随着我国逐步由传统人治社会迈向现代法治社会，可以预见，我国刑事政策将呈现以下几方面趋向：
（一） 理性化
在科学地认识犯罪成因和刑罚功能的基础上，刑事政策将日趋理性化，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将成为决策者、立法者的共识。刑事政策将立足于公正与功利相结合的价值基础上，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为情绪化支配，因而牺牲公正价值的做法将被抛弃。同时，刑事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将不断提高，犯罪对策的制定更多地建立在对犯罪现象科学地调查研究、分析统计的基础上，专家的合理意见将更多地融入决策和立法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