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别司法人员，将“严打”理解为多判、重判甚至多杀，惟恐受到“打击不力”的指责，由此不适当地加重了行为人应负的刑事责任，一些不该判刑的被判了刑，一些该判缓刑的判了监禁，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有的地方甚至采取定指标的办法，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司法，如有的地方提出“判重刑的要占刑事案件的70%以上”，有的地方规定“重点打击对象要在法定刑中间线以上判刑”，等等。诸如此类的做法，使得某些地方在“严打”期间适用的刑罚普遍偏重，“水涨船高”的结果，致使某些本来不属“严打”范围的普通刑事犯罪，也承担了较之非“严打”期间更重的刑事责任，这实际上是擅自扩大了中央所确立的“严打”的对象范围。
（三）、片面领会“从快”，办案重数量而轻质量
由于目前的“严打”斗争基本上采取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行动的模式，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为了显示本地“严打”的成果和自己的政绩，不顾当地实际，随意地下指标、压任务，如不顾犯罪规律而硬性规定破案数量和破案期限，导致一些基层司法部门疲于应付，加之警力不足、经费有限、装备落后等原因，致使办案中忽视诉讼程序，重办案数量而轻办案质量的现象滋长，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居然在数字上做起文章，出现了虚报“战果”、虚张声势、盲目攀比等不正常现象，致使“严打”变成了“言打”。
（四）、过分看重“形势需要”，司法独立难以充分保障
“严打”斗争是由党和政府统一部署、集中行动的，各级司法机关都应遵循和贯彻“严打”的基本方针、政策和策略，在法定的职责和程序范围内，积极参与和配合“严打”行动。但是，司法活动毕竟有着不同于行政工作的特性，在接受党和政府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排除各种不合理的行政干预，维护
宪法赋予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但在某些地方的“严打”过程中，这种独立性很难得到切实保障。有的地方党政领导习惯于对具体案件做批示，致使一些案件的判决溶入了“长官意志”；有的地方实行在“政法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完全违背了司法活动自身的规律，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性荡然无存。此外，有的审判人员不能正确处理刑事审判同舆论监督的关系，而是屈从于非理性的舆论和民愤等，失去了作为法官应有的客观中立性，
也牺牲了刑事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甚至造成冤假错案。
（五）追求一时轰动效应，忽视日常犯罪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