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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此书的过程中，不免想到，如果其他像胡适这样的“国之瑰宝”型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都能有人对其言谈作经常的和准确的记录，那么思想史和学术史将会增添多么丰富和生动的史料。像黄裳先生曾就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那样：“听钱先生谈天，是一种极好的享受。那真是咳唾珠玉，充满了机锋的。每常感到，这些精彩的谈话，不能加以记录真是十分可惜的事。是不是可以想法补救呢？我不敢说，只能提出一种希望。如有适宜人选，有领受机会，多少记下一二，使清言妙语不随风俱逝，那就太好了。”
海关遭盘查
除了上面这些收获之外，我还买到了几本自己的专业法学方面的英文著作，一本新近出版的《论语》英译本（译者碰巧正是上面我们提及评价过杨绛作品的Simon Leys）以及几本历史著作。当取道广州回北京时，背着沉甸甸背包又拖着一个箱子，也许有些形迹可疑的样子，于是受到了天河车站海关的盘查。
“对，就是你，过来，快过来！”
跟着那位脸色已经不太好的女官员来到通道旁的一个检查室。
一箱一包全部开了膛，书刊一本一本地检查。《争鸣》、《开放》各一册被没收，这类刊物或许是“榜上有名”的，两位女稽查官决定没收时一点都没犹豫。但是，另外那些书如何判断，就拿不准了。例如《围城》。
“《围城》？围什么城？钱锺书是什么人？”两位女官员小声议论着，似乎很为难。
我有些哭笑不得，又惦记着在外面接站的朋友，不免提高了声调：“小姐，连《围城》都不知道，你们这样的文化水平实在是不配干这一行。请你们快点，接站的朋友在外面等了半天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呢？对我们尊重点，好不好？我们也很辛苦，你知道么？再说，我们也不是刁难你，这两本不许入境的杂志不就是你带的么？还有，这一本是什么？”
我一看，原来是树仁学院一位学生送我的一本书：《回归后中港美观感》，是一位作者的随笔集。说老实话，这书我还没有来得及读，作者是什么背景也不清楚，只好让她们当场查一下。但是，两位女官员认为，因为这本书里有对董建华的议论，能否入境，她们决定不了，要由专门机关审查。
“什么时候能确定呢？”我问。
“一个星期后。”
“可是我三天后就要回北京了。这样吧，如果你们审查可以入关，请邮寄给我好么？”
“不行，我们没有这项业务。你可以请你在广州的朋友帮你取嘛。”
算了吧，我耽误不起这个时间，让朋友来取，来回出租车钱可以买几本好书了。心一狠，书不要了！悻悻然地走出天河火车站。
迎接我的是两位在广场上团团乱转，险些到电视台发布寻人启事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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