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韦伯的“价值自由”概念的几点理解
brutus (3210推荐)
【全文】
1.韦伯的这个词,大概可以译为“超越价值判断”或者“价值自由”(Werturteilsfreiheit),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译法,尽管从语言稍嫌不准确,但却在义理上更有启发性。
2.有几个重要的背景需要交待:
(1)在1909年社会政策协会的维也纳会议上,右翼的Eugen Von Philippovich提交了一篇论文“The essence of National Economic Productivity”。桑巴特和韦伯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反对将科学与价值判断混杂在一起。
这一观念尽管在老一辈的学者中,找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但在年轻一代和中年一代中却很少有人接受。这一点为后来德国思想的发展所印证(参见Lowith在回忆录中,Strauss在“论德国虚无主义”中对德国思想界的回忆)
(2)同样,韦伯在1910、1912年的德国社会学协会的会议上也做过类似的发言,最终同样不获理解,深感失望,甚至提出辞职,退出自己一手创办的这一协会。韦伯称自己是在“捍卫被人声称为不可行的原则的堂吉诃德”(韦伯传记,425, Kasler, “In Search of Respectability”, in Robert Jones/Henrika Kuklick, Knowledge and Society, 1983)
韦伯在这些发言中的主旨认为,协会最初的目标就是要推动纯属客观的,科学性质的研究,摆脱任何政治、社会政治、社会伦理或其它各种出于实践目标或理想的主张,协会只应该从事有关事实及其情境(context)的研究。
(3)当时德国的情况是日益要求经济学成为一门“道德评判的科学”(evaluative science)
在1890-1914年之间日益广泛。威廉二世的教师George Hinzpeter在1890年时指出,“个性的、精神发展”应成为“最有价值的最高目标”。
1902年, Friedrich Paulsen强调德国大学的任务是 “参照政治的善恶,完全(代表)某种人民的公共良知”。力图创立一种没有冲突的,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同质的社会。
因此,我们应该注意的是:
(1) 韦伯的这一主张具有非常现实性的政治意涵:既反对左派的社会主义,也反对右派的保守主义对大学及学术的侵蚀,这两种思想都试图以“布道”代替科学,或者使科学成为这种“布道”或是“宣传”的工具。
(2) 更深一点说,韦伯的立场针对了德国历史中浪漫主义思想的背景。在这一方面,韦伯既与英法传统的道德科学(亚当·斯密至涂尔干)有很大的分歧,同时,也与德国为了对抗英法起源的“现代性”努力而奉行的文化共同体观念尖锐对立。在这里,韦伯不仅继承了康德的立场,而且也带有尼采的痕迹。有关这方面,韦伯经常谈到的一句话非常有启发性:“品尝了知识树上的智慧果的时代,它的命运就是它必须清楚,无论分析多么完善,我们都不可能通过知识的分析来了解世界的意义,而必须自己去创造世界的意义”。
(3) 但同时,从韦伯的其他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韦伯的这一立场,并非割断科学与政治的关联,而只不过反对将科学用于政治宣传和信念布道,反对乌托邦式的文人政治,,反对以科学为理解世界和政治行动的依据,而是倡导一种特殊的科学与政治的关联方式。事实上,韦伯有关“价值自由”的概念,既不是一种无关政治的科学实证主义,也更不是一种旨在通过知识改良社会的社会工程观念,而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立场,一种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的理解。这方面有两个密切关联的重要概念,一个是韦伯常说的“命运”一词,这个概念与乌托邦针锋相对(参见Liebersohn,Fate and Utopia in German Sociology, 1870-1923),反对从知识或理论推导政治行动的取向,而是坚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不是将责任诿过于所谓的理论。另一个与此对应的概念来自尼采,即知识的“诚实”,这是韦伯最重视的德性了。这一概念反对任何试图借助知识来树立道德权威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既继承了康德有关自由的无根据性的观念,也与后来舍斯托夫对“布道”和“科学”本身的道德意涵的批判隐相呼应。韦伯在这方面的复杂立场,必须结合他对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信念观念的深入思考来理解(相关的论述参见施路赫特的文章,“信念与责任”,即将发表于《思想与社会》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