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之路：司法改革的对话（回应一）
陈瑞华
【全文】
陈瑞华对评议的回应 李富成：好，谢谢钱先生。下面我们在自由讨论之前，先给两位主题发言老师一个回应的时间，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就做一下回应。
章程：我放弃答辩，全部时间留给他。（笑声）
陈瑞华：刚才听到陈国庆博士和王晨光教授的几点评议，我在这里如坐针毡，尤其是王教授的评议简直是一针见血：什么放肆啦、格式化啦、严格化啦，这种语言可以用，但我保留意见，略微做一些答辩和回应。
陈国庆博士的评论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检察权的性质，在这儿可能讨论不清楚，我们可以在杂志上同时发表文章。（笑声）陈国庆博士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研究司法权的性质有什么用？我记得他提到三次，老是问有什么用。（陈国庆：司法权性质的研究有用，我问的是把检察权一定要从司法权中划出来对司法改革有什么用。章程：你们之间有争论，我来裁判，好不好？）把检察权做个定性，不管争论如何，我认为还是有用的。我本行是搞刑诉的，这几年写了点司法改革的文章。我跟实践有接触的，绝对不是在书斋里瞎说：我们整天都生活在中国的现实之中，呼吸现实的空气，整天感受到的都是一些案例给我们带来的撞击。不管是在全国律协的讨论会上，还是在法院、公检法的案例讨论中，以及通过大量的上访信，还有到实践中讲学和调查，我每天都在接触中国的现实。我深深感觉到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我没有完全否定搞对策研究，这也是有必要的。但我认为目前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司法权界定上的混乱。
章程教授指出的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就是司法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化。我还可以说另一个观点，目前行政权还出现了司法化的倾向，中国的司法权和行政权实际上是交叉混成一团。我刚才反复提到公安和检察院的权力应该划出司法权的范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涉及到对人的最基本利益的剥夺和限制的时候，不能让行政机关最后说了算。我们可以不推崇西方，即使反其道而行的话，有个原则也应当建立起来，就是不能让行政权最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我对刚才谈到的司法权范围的一个基本认识。只要让行政权最后说了算，人权就无从谈起，自由就无从谈起。我并不是说把所有的问题都纳入到司法权，司法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司法权的优点是被动、公正，能够相对独立；司法权的问题王晨光教授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奢侈、成本高昂，办案的期限长。如何协调这个矛盾，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前提：当个人基本权利受到剥夺以后，寻求司法救济的时候，必须给他这种机会，否则司法权的设计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否则就不能说司法权担起了它的使命。研究检察权是不是司法权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检察权目前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它作为起诉人、甚至部分案件的侦察官，带有行政权的基本特征（我就不用再论述了）。但同时它又享有基本的法律监督权，如批准逮捕。这种权力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监督监督者？作为一个办案机关，检察院享有一系列权力，要对案件后果承担一定职业上的利害关系，谁来监督你？谁来制约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侦查过程中的超期羁押非常严重，检察院对此根本无所作为，它起到了司法官的作用没有？（陈国庆：法院的超期羁押也很严重）我现在谈的是百分之八十以上案件的批捕权都是在检察院，那个问题可以再研究。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不是在设计制度，我只是提出理论上的框架。如果把目前的司法审判权给了现在的法院，我也绝对不赞成，法院本身需要改革。我的基本观点是，哪些应当属于司法权，哪些应当属于行政权，应该分清楚。至于怎么设计，是另外一回事。我对陈国庆教授的评论做这些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