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人数的减少及素质的提高最终取决于法官职业化，取决于法官从政治中的分化，而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官职业化是社会型构变化下的制度变迁，而作为后发者我们拥有着借鉴前人经验、少走弯路的优势。我并非单线进化论者，也并非决定论者，之所以谈法官的职业化，是把它看作一个过程。“时间本身并不可能有什么神力，而只是一种简便化的标记，它标记的是各种资源的累积、传统的承接或转换、合法性的确立。”我们可以通过细微的制度设计及可行性操作方案去推动制度的变革。在职业化过程中专业化与自治是可以同步推进的，而且必须同步推进。这里的同步并不意味着同时、同地，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并不必然地遵照一个固定的时间顺序，不能因为还未专业化就否定自治，也不能因为还未自治就否定专业化。
2、 淡化法官行政级别，使其独立并超越社会自成一体。
“司法独立是自由社会的特点之一。作为依法平等审判的公正执法人，法官不应依附于行政部门、立法部门、诉讼当事人、选民或法庭外的暴民。”[2] 我国古代社会没有法律职业的分化，科举制度创造了知识对社会的统治，同时也抑制了专业知识对社会的统治；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是事务的分工，各部官员均隶属于皇帝，每个官员都可因皇帝的擢升或贬责而调向其他的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社会更具有同质性，从描述性概念上可称之为“熟人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必要的对抗与分化，法学的发展被窒息。在我国古代只有律学，而“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科学意义上，律学并不是一种‘学’，而是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术’。律学并没有创制法律，它只是使法律变得更加明细和便于操作。律家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智识群体。”
淡化法官的等级意识，通过审级制度加强监督。法官的职业化同时意味着法官的非官僚化与非行政化。我国目前法官分十二个等级，具有较为浓重的行政色彩，法院本身的级别必须取消。应通过审级制度加强内部监督，废除法院内部的案件汇报和审批制度，实现法官与法官之间的真正独立。
由于古代政府与民众交涉的最初衙门在县一级，而政府的主要司法是
刑法，大量的民间纠纷交由家族处理，因此形成了稳固的村落组织结构。我国的现代化特征在总体上体现为政治动员，体现为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的集中化方式。近代革命政权出于动员社会的需要，开始把政权伸向村落一级。在司法上形成了一套便民、灵活的制度，包括：人民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就地审判制度、巡回审判制度和群众公审制度，以马锡五审判方式最为典型。这种审判并不遵循严格的程序，法官最需要的是与民众的沟通能力，而非法律专业知识，法官自治也不具有极大的意义。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实行了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社会的同质性仍然很高，法院被单纯视为政治的工具，法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院的整体形态出现，而非个人化，法官自治无从谈起，出于服务中心任务的需要法律知识的运用常处于一个边缘地位。从形式上，对法官的服饰和行为作出特殊的规定。边沁把法庭比做“司法的剧场”各色各样的服饰“不是为了赢得尊敬所用的道具，而是区别身份的手段……，表明根据他们在司法中所起作用的不同，以特殊的服饰加以区别。”同时，法官的行为应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如当法官出场时，全场起立。另外，从实质上保证对法官待遇的保障。待遇在一定程度上既能体现职业的重要性与否，也能减少法官的后顾之忧。法官的待遇包括法官的薪金和任职保障。最后，建立法院的自律组织。在德国有纪律法院，我国不妨发挥法院纪委的作用，这样既有利于党对司法的宏观领导，又防止了其他部门对司法的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