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解读严译《法意》第十九卷“复案”(脚注）
航平（清华法学院）
【全文】
[1]《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482。
[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收入《梁启超论清学术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124-25。
[3]《严复集》，前揭书，页364。
[4] 同上，页393。
[5]《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一，页159。
[6] 参见其文“《社会通诠》商兑”，收入《章太严学术文化随笔》（张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页214。
[7]《严复集》，前揭书，页566。
[8] 参见其文“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收入《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王岳川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页74。
[9] 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十九卷，页406，正文。
[10]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牟言，页2-3。
[11]《严复集》，前揭书，页1。
[12] 详见其著：《中国文化要义》，收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310。下文所引梁先生的论著皆出自《梁漱溟全集》，此注。
[13]《法意》，页406，复案。
[14] 同上，页403，正文。
[15] 同上，页417，正文。
[16] 同上，页403，复案。
[17] 严复晚年曾回忆说：“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详见《严复集》，页720）少年才俊，恃才傲物，跃然纸上。
[18] 对孟德斯鸠的中国法律文化观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对中国的社会弊端津津乐道，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却心存偏见”的传教士的义子黄嘉略，另一个是“对中国病态性排斥”的传教士法国人傅圣泽，这决定了他看待中国问题时怀疑、否定的基调。（详见史彤彪：《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29-32。）
[19]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自序，页11。
[20]“《社会通诠》商兑”，见前揭书，页213。
[21]《法意》，页411，正文。
[22]《礼记·礼运》
[23]《法意》，页415，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