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近人对于古人，吾民对于他族，都存在一个“理解”的问题。理解对人生负有双重的责任：它使人生与人心及文化传统建立起意义联系的同时，彰现出人的自我理解。由理解酝酿生成的意义，浸透了人生的各个层面——意图、情绪、价值等等。更直白地说，任何一种理解而获之“心得”，都掺有理解者个人的身家背景在里面。
　　孟德斯鸠未必理解中国。一时代一民族自有一时代一民族之问题与困惑，而求一时代一民族之特定解决与安顿。[47]非我同类，安知我人心之所思、所欲、所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人生之具象、编织、安排。隔靴搔痒，隔岸观火，站在远处不知深浅、无关痛痒地评头品足，又怎能得其中的精髓、品个中的滋味？当然这怨不得孟氏，其终不能超脱跨文化考察所带来的“视域”上的局限，不可强求他凭借有限而偏激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来全然体会与领悟中国问题。（即便是浸润其中的吾辈众人又有几人能全然领会？）严又陵则理解了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乃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有着悲悯的情怀、敏锐的心性和非凡的睿智，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感受、温情和敬意。而与又陵处于不同世纪的我们，又能否理解又陵，进而理解中国文化的过去与今日，并预见她将来的命运和走向呢？放弃传统，即意味着背叛（文化意义上的，不含道德评判）。但是传统岂是轻易就能放弃的？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言行举止那样没有被深深的打上“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何尝没有文化别异的意义）的烙印？传统是一流动的概念，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的仪容面貌。传统的生命，是握在解释者的理解手中的，[48]亦即传统因解释者的理解而得存续与演进。职是之故，要考察传统之过去，就要从特定时代传承“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文化解释者的言说入手。这可以说是笔者为此文的一点方向。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乡野调查等方式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但可能是最真实和可靠的。但若要做到真实的理解，还必须解决方法与态度问题。诚如前文所述，严又陵已然为我们解决了方法论上的困境，即“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按金耀基先生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种不健全的心态——优越意结（“我的，所以必是真的”(mine and ture)）和自卑意结（“西方的，所以必是真的”(west and ture)）。[49]这是一种未臻成熟的表现。中国人近百年来历尽劫难，早应该摆脱情绪的牢范、“童年的幼稚”，而显出些许成熟的气质了。
　　
　　参考资料：
　　u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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