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第十六章开始到二十章，孟德斯鸠把笔墨集中到中国的“礼”这一问题的探讨上。在孟氏看来，中国政家将宗教、法典、仪文、习俗四者“治于一炉”，其箴规一言以括之曰“礼”（现在多译为“礼治”、“礼教”）。推行这种杂糅的“礼”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使上下由礼而无违，斯政府之治定，斯政府之功成”。[21] 至于如何实现者四者的结合，乃基于“孝弟为不犯上，不作乱之本”的认识，因袭“治天下也，所取法者，原无异于治一家”的思路，从激励人们行“孝”开始，由“子子”而推演到“臣臣”，由“子孝”而引发出“父慈”、“弟悌”、“兄良”、“臣忠”、“君仁”，[22]根据这些构成一套完整的足以涵盖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各端的“伦理礼经”，而中国“之所以立国者胥在此”。[23]对于孟德斯鸠的这番见解，严复在案语中一再表达了他的钦服之心和敬仰之情，言“观孟氏所严之精凿，是不可谓其于吾治为无所窥也”[24]，“不觉低首下心，而服孟德斯鸠之伟识也”，“其于吾治也，可谓能见其大者矣”[25]。梁漱溟先生也持类似看法，认为孟德斯鸠所言，“大致不差”。[26]
　　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法律、仪文、习俗各有不足，或有欠发达，或与“温和重
　　
　　
　　情”的伦理社会不尽相合[27]，或乡野民俗，难登大雅之堂，难当经国治世之用[28]。凡此种种，最后这副担子别无选择地落到“礼”的头上。从政治国家层面上看，中国历史上宗教、法律虽在某段时间“鸿运当头”（如律之于秦，佛教之于南北朝），但主导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治理型态仍非礼莫属。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是看得比较明白的。但对于“礼”的蕴意则还需进一步阐释。
　　“礼”在古典中国里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是经国治世的根本纲领；网络人世生活，编制人间秩序，大小传统，二元格局（即海根所说的“双元社会”（dual society），一为村落，一为市镇及中心城市）皆统率其中，融合在内。“礼”在古籍中被视作“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29]的规矩和“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30]的准则，即在表达“礼”在秩序之维里的内涵。从西汉诸儒引经决狱、解法释律开始，自隋唐集大成，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开展了一场绵延近千年的浩大的运动，即“引礼入律”，或称之为“法律儒家化”（笔者以为其性质无异一场文化支流间的“殖民化”运动）。自唐“一准乎礼”开始，“儒家化的法律”就成了中国法律的正统。法典贯彻的是儒家的精神，透射出伦理的光彩。而司法者也多是通过科举考试登科入仕的儒家门徒。可以说从立法到司法，中国古代的“法”自此难逃出“礼”的阴影。礼所容许的，认为对的，即法所允许，视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认为错误，即法所禁止，应该制裁的。恰如汉廷尉陈宠疏中所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31]孟德斯鸠的高明之处，恰在于他看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之“礼”的丰富内涵和广泛外延，治国非由“法”而由“礼”；宗教、法典、仪文、习俗无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而礼则吸纳了它们可资利用的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交混”的状态。严、梁二位先生洞若观火，坦然予以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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