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独自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则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
　　三
　　孟德斯鸠似乎不怎么欣赏中国和中国人。他不无鄙夷地说：“支那民质之为杂也，……故其贪利至深，……遂若其民一无可信者焉”。[14]甚至他还颇费心思地列举中国商贾随身带有三把秤，“其一过之，所以为取；其一不及，所以为予；而最后乃有真衡，所以待客之不轻信而将为实验者”。[15]对此严复没有从正面反驳，而是委婉的说：“……诚不识其何所见而云然”。他以甲午战争前所闻的欧商阅历为证，认为中国商贾“信义卓著，皦然不欺”。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对孟德斯鸠坚决的否定，而谓“其异于孟氏所言者如此，可以证世变矣”。[16]这看似莫名，实则不然。通阅《法意》，孟氏对中国有颇多指摘，其中不乏偏见曲解，但严复或不置一辞（如孟氏以“奢侈”相诟病），或“呿口举舌”以表惊讶（如孟氏以不知“荣宠”相讥讽），这其中的滋味又有几人能够体会？
　　伏案沉思，举首遥望，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中，受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所限，一直处于一种独自生长与发展的孤立状态，久而久之，中国在技术、制度、语言和观念上都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自我满足感，形成了一种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自我影像，而把四周的国族社群鄙作“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这种“优越意结”越到近代，耳目越塞，就越加强烈，以致等到西洋枪炮敲开已经锈迹斑斑的关锁，满朝上下仍然以“蛮夷”相称。但一待大门洞开，洋人势力长驱直入，国族岌岌可危。中国传统文化、人世生活也突遭亟变，一撮烛光在冰天雪地、狂风怒号中摇摇欲息。每遇变世，最受痛楚者莫过于身兼传承文化“血脉”与“经世致用”双重担子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的血与肉、灵与魂的煎熬，实有如丧考妣、彻骨浸心之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心灵的煎熬无异于对心灵尘埃的彻底洗涤与扫荡，跳出情绪的牢范，痛定之后反而能够达至事理通达、心气平和。又陵出生之日，即国难当头之时。历经坎坷，一路痛来，他的心境平和了许多，言行也谦逊了不少。[17]这不仅是随年岁增长而心态日臻成熟的外在流露，更是对国族今生后世命运的知性和理性的忧虑与反思，是人格的自我提升和圆融。耐得寂寞，听的辱骂，不落入“自我影像”中顾影自怜，也不一遭他人指责就失其常态，而逞口舌之能，更不面对“富贵强人”自惭形秽、亦趋亦云，这种心行，透明般的宽厚和坦荡。什么“中体西体”，什么“保守西化”，什么这“问题”那“主义”，不过是肤浅、无聊、庸人自扰般的聒噪之举。
　　反观孟德斯鸠，他对于“中国”与“中国人”，不过是“全凭他头脑中保留的有关暴君或中国的理想记忆而加以谴责或赞颂”，[18]所以对于其中偏颇失真之言大可不必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一国族一社群自有它该时该地的生活样法，身心不真正受其浸润又怎么能够得其精髓？其实不论其赞许也罢，鄙夷也罢，肯认也罢，否定也罢，领悟也罢，误会也罢，我们当应谨遵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教训，而培养斯宾诺莎所言“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的心态。[19]不弃之如草芥，也不贵之如罕物，谦逊坦荡，不卑不亢。大而言之，吾国吾民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挑战—回应”的被动语境下扑腾挣扎，西方文明之强势地位仍将持续相当时日，其对中华文明的挤压强迫势态在短期内难以消退。如何对待西方器物言说，仍然是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话题。侯官严复，殊值后人效法。至于太炎先生“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牴牾，则不敢容喙焉”[20]的不屑，则还是情绪化的一种表征，并没有领会又陵那种大度能容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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