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法意》中以中国（“支那”）为章名的不过区区九章，但第十九卷“论关于国民精神、行谊、风俗之法典”就有五章，占其大半。可以说该卷是孟氏“中国观”的集中表达。严复也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在卷首批有按语曰：“此卷论中国政俗教化独多，而其言往往中吾要害，见吾国所以不振之由，学者不可不留意也”。关切之情，溢于言表。笔者愚钝，欲在下文就该卷（当然不局限于该卷）讨些说法。
　　二
　　孟德斯鸠说：
　　东方之国，有支那焉，其风教礼俗，亘古不迁者。其男女之防范最严，以授受不亲为礼，不通名，不通问，阃内外之言语，不相出入。凡如是之礼俗，皆自孩提而教之，……守其国前贤之懿训，而渐摩之以严师，故一受其成，终身不改，此礼俗所以不迁也。[9]
　　这话有些道理。钱宾四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的“牟言”中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类，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并认为“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紧，胶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由此农耕文化所追求的只是“时间之绵延”。[10]随“时间绵延”自然而生发的就是“传统取向”。从孔子“克己复礼”以降，中国就逐渐养成了“往回看”的习惯。严复深刻地领悟到这一点，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11]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是“尧舜之治”，最荣耀的事莫过于“光宗耀祖”，最难堪的事不外乎“无颜以对列祖列宗”……这种“崇古尊祖”、“好古忽今”心理的形成，按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古人智慧太高（理性早启），文化上成就太多（文化早熟）之故。中国古代非常之天才过早的出现，导致了“今人所有的一切，无非是古人之遗；后人所作的一切，不外前人之余”的尴尬境地。“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之天才的影响最大”。[12]其思想太玄深而致密，智慧足以泽被后世，让后人受用不尽。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天才的身后接踵而来成群的弱智和哑巴。愚钝得可爱而怯弱得可悲的徒子徒孙，惴惴然日读夜诵，以求接济先贤伟识，或者殚精竭虑，藉以登科入仕，谋得一官半职。偶然有几个高明一点的，也是越钻研越感觉古人博大精深，“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孟子语），而复归到朝宗参祖的行列中去了。开头安排得太妥帖周全，后来的就懒得去改变、去创造；即使有这种想法与勇气，没有那般的天才，也只能是徒劳而无所得。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一个“没有废墟”的文化，怎么能够不故步自封，原地打转？譬如建一高楼，不是一层一层往上添砖加瓦，一点一点的建起，而是一开始就搭好了个坯子，大小方圆已然如此，在多努力也不过是在上面装饰雕琢而已。
　　 “听老人话，跟老人走”的结果，就是中国风教礼俗、文化精神渐生“惰性”，缺少生气，越到今世越少变迁。“亘古不迁”有些言过其实，但如果说孟德斯鸠看到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另一面，并不为过。严复认为“必谓吾国礼俗为亘古不迁，此亦非极挚之论也”[13]。这话当然不假。“静”是相对的，“动”是绝对的。虽谓“秦时明月汉时关”，但事实与规则在时间之维里永是变化互动，日新月异，而呈“时移而世易”之态。须知又陵不同意的只是“亘古不变”这一说法，并不否认中国“历久鲜变的社会，长期停滞的文化”这一弊端。事实上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并深怀忧虑。在《社会通诠》译序中他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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