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解读严译《法意》第十九卷“复案”
航平(清华大学法学院）
【全文】
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
——解读严译《法意》第十九卷“复案”
一
一百多年前，古典中国遭遇旷古空前的劫难，西方文明藉以坚船利炮一侵而进，而后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堂堂华夏，上国衣冠，却落得国族社群苟安难得，千年文明承续不能。身处其境，学者文人若尚存一丝气息，一滴热血，又怎么能超然其外，作太上之忘情！
面对这种“强邻环视，刀俎鱼肉，任其取携” [1]的悲境，有志识的中国人秉匹夫之责，各循其道，欲力挽狂澜，救亡而图存。
清廷政治一日一日的混乱，威权一日一日的失坠。因亡命客及留学生陡增的结果，新思想运动的中心，移到日本东京，而上海为之转输。其时主要潮流，约有数支：第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第二，章太炎炳麟……第三，严又陵复……第四，孙逸仙文……要之，清末思想界，不能不推他们为重镇。好的坏，他们都要平分功罪。[2]
梁启超这番评价大抵是公允的。不但如此，他还揭示出上述诸人“发展他自己个性”的原因，在于“早年所受教育根底不同”。这话说得没错。康有为不谙西文，他对西学的见解难免因之受缚，所以从先人遗产中寻求自己的理论武器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虽然轰动一时，但总难脱牵强附会、旧瓶新酒之嫌。而严复早年留学英伦，“于西学、中学皆为第一流人物”，因此在笔墨之间左右逢源，畅快淋漓而令人信服。这一点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政论中展现无遗。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对他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大旨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常以此上说下教”。
纵观严复一生，虽然前有为实现“得志当为天下雨”[3]，“平生梦想深饥溺”[4]的宏伟抱负而不惜四度“屈己”参加科举考试，后有位列“洪宪六君子”之三的闹剧，但秉持“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的悲悯情怀，而“勤苦译书”以求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是他毕生的志业。严复的译著，商务印书馆辑有“严译名著八种”传世。对严译典籍，历来毁誉参差。推崇者如桐城派元老吴汝纶，认为“高文雄笔”，堪称“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所未曾有过[5]；不屑者如章太炎先生，视之“附会加断”，“狂乱之辞”[6]。但这些人云人言，或善意的误会、恶意的曲解，或中肯的评说、宽厚的体谅，却又怎么能够道尽严又陵译书时所持的那份悲悯的心境、收敛的精神和温文尔雅的仪度？凡接触过翻译的人都知道，译书是个需要极大耐心与恒心的行当，而且常常和名利无缘，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的。而严复却把译书当作“立命安心之事”，“非甚不得已，未感自休”。[7]这虽然有些不得不然的因素在里面，但又陵这种勇于担道、当仁不让的精神还是令人心生敬意。窃以为种种关于严译名著的论述，牟宗三先生的评价最为精当得体，尽显严复译书的良苦用心和严译作品的风格品味。他说，“对于中国文化”，严复有着卓而不群的“典雅态度（浸润于自己之典籍以译西学）”[8]。“典雅”二字真个让人拍案叫绝，皇皇大论为之逊色。《法意》一书也得其神韵，谓之：“典雅”。诸位皆知严复秉承太史公论史的手法，在《法意》（及《原富》、《穆勒名学》等书）章节中批有数量可观的“复案”。这些按语旁征博引、纵谈横论；入木之言、珠玑之语俯首皆是。它们同样也是严复对孟氏言说最直接的理解和对“中国问题”最明白的阐述。如果想解读严复，进而解读中国文化传统，现成的便是最详实可靠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