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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金融市场的开放还必须辅之以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国家宏观经济的虚弱性正是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因，无法有效吸引外资驻留，投机资金能乘虚而入，外汇储备机制不健全，国家应付金融冒险的能力不强，进出口长期处于逆差都是宏观经济低质量的评判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有的，但很明显效率低下、缺乏活力、更无法在产品出口的广泛性上适应世界经济此起彼落的要求，因此以进出口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往往受制于美、日、欧三个贸易体，而这正是隐藏在宏观经济欣欣向荣背后的最大的隐患——经济的发展永远是按照世界市场的标准评价的，封闭的环境下永远也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
宏观经济发展存在隐患，作为市场经济因子的金融企业，诸如银行、证券、保险等同样也缺乏竞争力。金融衍生工具缺乏创新、金融服务质量低下、银行证券分业还是混业也无从定论，这些都影响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积极发展，也延缓了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时间。
其次，须关注金融危机传染的路径。在经典经济学文献中，金融危机传染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种：国际贸易联系、核心国向周边地区的放贷行为、国家间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上的套利行为、投资者的学习效应，风险意识提高等心理因素、宏观经济相似性。 上述传染路径可以概括为偶发和非偶发危机传染路径，其中非偶发传染路径包括贸易联合途径，政策调整途径，国家风险重估途径和随机性总需求冲击途径。其中，前两者由于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理应成为我国监管当局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点。
贸易联合途径主要发生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由于贸易和资金流动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如果一国的竞争力严重下降，就能够提高其货币汇率贬值的预期，从而导致对另一国货币的攻击。可见，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产业界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如何创新贸易渠道的问题；健康的、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对外贸易是有条件的，即必须与提高从出口得到的利益的投资效率比较高相结合，必须与政府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密切关注相结合，必须与促进周边国家、宏观经济相似国家的共同发展相结合。这样的贸易发展才能有效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才能避免由于金融危机的产生而抵消贸易利益，才能事半功倍。
政策调整途径，也被称为“季风效应”，即一国对一次经济冲击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可能迫使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国家采取相似的政策，这样，危机就很有可能在两国间传输。这意味着对于金融领域的监管不仅仅如上所述，与贸易紧密相关，同时还必须调动政府的力量，统筹安排国与国之间的政策关系，建立起完善的政策通知，政策协商机制，并站在这个角度上重新认识所谓的“国家主权”问题，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国际事务。
中国入世后应该充分利用WTO的政策审议机制，积极要求对各国，尤其是贸易伙伴的政策审议和政策透明化，并在国内建立起独立的、专门负责的相关行政部门，与产业界、金融界以及各类政府机关密切联系，以促进金融监管的体系化——这也是笔者所提倡的“积极监管”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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