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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针对香港股市的QDII，众所周知，香港市场的监管水平、披露要求、制度环境、市场的开放和成熟程度乃和上市公司的平均质量都要高于内地A股和B股市场，而平均市盈率又只有内地市场的1/5左右，因此无论用哪一个标准衡量，好象香港市场风险水平都要大大低于内地市场，这一点对那些在港上市的红筹和H股公司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既然如此，只允许少数经管理层批准的机构投资者赴港“拣便宜”、投资那些绩优价低的股票好象并没有什么道理，对不能光明正大投资港股而只好继续苦守着市盈率高企的B股市场的未获认可的机构投资者和广大普通投资者也并不公平。我们知道，开放金融市场和推行自由贸易一样，最终受惠的其实是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那么由管理层出面将受惠者局限于经其挑选的少数机构投资者，其合理性值得商榷。而且，即便是由于外汇管理方面的原因而不能马上放开普通居民对外投资，那么也不宜采取由监管部门来选定经认可的机构投资者赴港投资，而应该采用透明度更高的办法，将可赴港投资的机构投资者的要求以客观标准（资产规模、管理人员从业经验等）的形式公之于众。
退回来说，就算是QDII只是为了向香港市场输血、刺激目前处在困境中的香港经济，虽然这种办法其实只能救香港一时而非一世，但目前香港经济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难道通过资金支持一国两制、维护东方之珠这种爱国行为也是机构大户去得?广大散户去不得？这好象更说不通。想来想去好象只剩下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莫非QDII是曾经主张“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管理层的最新策略，要让经挑选的少数机构投资者到龙蛇混杂、大鳄环伺的国际市场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曾提出过一项“不确定面纱” （behind veil of ignorance）原则，即衡量一项游戏规则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位置不确定时（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囚犯），他如果认为不管处在任何位置上，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而在QDII机制这个例子中，如果依照早先传闻中的“北水南调”计划行事，那显然管理层对于涉及监管者与投资者之间、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和广大普通投资者之间，香港市场人士和内地市场人士之间，甚至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互动的游戏规则有欠一个比较全面、长远的考量。所幸的是，目前看来决策层在原先的QDII计划引发了相当的不同意见之后，对是否实施这一制度又重新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其实，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出发，保持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才是政府的首要财经政策目标。如果要考虑使国内居民超过800亿美元的外汇存款发挥更大功效，与其在促进资本赴港投资上动脑筋，还不如从长计量、通过政策和税收上的倾斜引导这些外汇资金流向国内民营部门的中小企业。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长期需要注入大量的外汇资本，而向民营部门的中小企业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很多国家经济成长的一项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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